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寫入刑事訴訟法后，筆者始終認為，衡量這一制度運行良好的標志并非其比例高低，而是在非認罪認罰案件中，控辯雙方能否展開有效抗辯，比如證人出庭率是否得到有效提升、判決書是否有效回應控辯雙方的爭議焦點。遺憾的是，司法機關并未將此視為該制度運行良好的標志，而是醉心于認罪認罰率的提升。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近幾年，被告人辯護權受到限制甚至侵害的案例不時成為社會熱點，這導致司法機關權威大幅度降低，法律尊嚴受到嚴重侵犯。

筆者認為，改革現有刑事庭審中的常見做法，不失為改變現狀的途徑之一。現結合指導模擬法庭和從事兼職刑事辯護律師的經歷，提出如下意見，供方家指點。

庭前交換舉證提綱

舉證質證是法庭調查階段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法庭確認案件事實的重要途徑，其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刑事庭審以控方舉證、辯方質證為主（少量的表現為辯方舉證、控方質證），在控方分組舉證時，不同的公訴人有不同的分組邏輯，同時，大量證據只是摘要宣讀、出示，由此導致大部分辯護人、被告人難以充分質證。

為提升庭審的公平和效率，建議庭前雙方互相交換舉證提綱，各方針對對方的舉證提綱進行充分準備，庭審時，稍帶提及沒有爭議的證據即可，雙方重點針對有爭議的、關系定罪量刑尤其關系定罪的證據展開充分質證，以保障法庭充分聽取雙方意見，盡量形成符合客觀事實的心證。

允許被告人攜帶辯護材料到法庭，法庭提供紙筆給被告人

《看守所依法保障律師會見通信權利工作規范》第28條第2款規定：“嚴禁私自傳遞食品、藥品、煙酒等可能影響監管安全的物品，需要交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物品由看守所檢查后代為轉交，”在實踐中確實有看守所允許被告人將與案件有關的材料帶回監室的情況，也確實存在看守所提供紙筆，由被告人書寫辯護材料的情形，但也確實存在不允許被告人攜帶刑事辯護材料甚至起訴書到法庭的情形。筆者認為，被告人將案卷材料帶至監室，自行書寫刑事辯護意見，將刑事辯護意見帶至法庭是其行使辯護權的重要體現，這一做法有助于提升被告人的質證能力，從而提升庭審質量，理應引發關注并予以明確。

如前所述，在證據龐雜的案件中，雖然庭前辯護人已經和被告人核實過相關證據（本文不討論刑辯界對此問題的爭議），但限于庭審時間、身體狀態、記憶力、辯護人履職水平等諸多因素的限制，在公訴人宣讀、出示完證據后，絕大多數被告人難以按照公訴人的舉證順序展開有效質證。筆者建議在庭審時，法庭提供紙筆給被告人，方便被告人記錄、書寫，以提升被告人的質證質量。為防止被告人利用紙筆自傷自殘，可參考看守所在嫌疑人初次入所時簽署的《自傷自殘告知書》，在庭審時讓被告人簽署。

審判長總結爭議焦點，以爭議焦點為主線撰寫裁判文書

在庭審中，絕大多數審判長擔任的是主持人角色，這一角色在法庭調查階段是適宜的，但法庭辯論是控辯雙方在法庭調查階段所確認的案件事實基礎上，結合法律規定就案件定性、量刑所發表的綜合性意見，此時審判長繼續擔任主持人角色，不利于控辯雙方圍繞案件爭議焦點充分發表意見。就此，筆者建議，在第一輪辯論控辯雙方發言后，由審判長根據雙方發言總結爭議焦點，征求控辯雙方意見，在三方確認爭議焦點的具體內容后，在第二輪辯論時，由控辯雙方分焦點展開辯論，這無疑能大大提升庭審效果，凸顯庭審價值。

現階段的法院判決書大都按照“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辯護人認為”“經審理查明”“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如下”“本院認為”組成，這一結構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法院認定的事實無法與證據一一對應，甚至出現法院所引用的證據與所認定的事實相沖突的場景，除此之外，還可能出現“截留”被告人刑事辯護意見的現象，由此出現被告人、刑事辯護人久為詬病的“你辯你的，我判我的”的場景。

如果在法庭辯論階段即總結爭議焦點，在制作裁判文書時，可參照現階段民事判決書的通常結構，凸顯認定的事實與證據之間的關聯，明晰法院對爭議焦點的態度，由此真正實現裁判文書的說理，這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當事人認可法院判決，由此提升法院權威，息訴罷訪，從源頭上解決問題。

自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以來，至今已有十余年，但效果并不明顯，近期《關于加強新時代審判工作的意見》強調“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推進庭審實質化”“健全律師執業權利保障制度”。在這些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上，宏大敘事莫如腳踏實地，就如同當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一樣，微小的技術變動，或許會收獲意想不到的成果。

作者：王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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