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全方位保障銀行的貸款安全，我國逐步建立起懲治貸款犯罪的罪名體系。1997年《刑法》僅設置了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貸款詐騙罪，但是司法實踐中發(fā)現(xiàn)證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貸款的目的很困難。立法機關在征求有關部門意見后，考慮到實踐中以欺騙手段獲取銀行和金融機構貸款的情況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會使金融資產運行處于可能無法收回的巨大風險之中，擾亂正常金融秩序，故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設了騙取貸款罪。后來，由于相關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的缺失，該罪在長期的司法適用中缺乏可操作性，司法人員過于形式和機械地理解該罪的犯罪構成：或者不當地擴大處罰范圍，使該罪成為任意解釋的“口袋罪”；或者不當地限縮入罪范圍，使該罪實際上形同虛設。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僅對該罪的入罪模式進行修訂，未涉及該罪規(guī)范構造、“重大損失”、“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等基礎性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司法認定，在理論界存在重大的認識分歧，司法機關在具體認定時也很不統(tǒng)一，需要我們從刑事立法、司法實務和刑法理論等維度進行辨析。

一、規(guī)范構造：詐騙型抑或虛假陳述型？

規(guī)范構造是騙取貸款罪的基礎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如何理解和認定騙取貸款罪的邏輯結構，但在理論界存在重大的立場之爭和認定差異，必須予以澄清。

（一）詐騙型構造

我國有學者旗幟鮮明地指出：騙取貸款罪的構造與貸款詐騙罪相同，區(qū)別僅在于是否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時，貸款詐騙罪與騙取貸款罪是特別關系，二者的基本構成要件相同，貸款詐騙罪的特別之處只是增加了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觀要素，故應將貸款詐騙罪構成要件行為的描述運用到騙取貸款罪。凡符合貸款詐騙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并具有相應故意的，就屬于騙取貸款的行為，原則上成立騙取貸款罪。立足于詐騙型構造，我國還有學者認為，在騙取貸款罪的客觀要件中，“行為過程具體表現(xiàn)為：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金融機構產生錯誤認識——金融機構基于錯誤認識提供貸款——行為人取得金融機構的貸款——金融機構的資金和信用安全受到影響。”在司法實踐中，有的判決以詐騙型構造為紅線，認為騙取貸款罪的欺騙手段主要表現(xiàn)為：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具有放貸決定權的人陷入認識錯誤——作出放貸的財產處分決定——行為人獲得貸款——銀行的貸款遭受風險。該案判決指出，銀行為了單位業(yè)績考核，經討論后決定給予公司問題授信，銀行對公司的流動資金貸款起主導作用，銀行發(fā)放貸款是基于其本身給予公司的問題授信，與公司提供資料之間無因果關系。……銀行對公司的貸款目的、擔保人的狀況應是知情的，并未陷入錯誤認識而發(fā)放貸款，公司及被告相應獲取貸款的行為不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據此改判被告人無罪。

在秉持詐騙型規(guī)范構造的基礎上，鑒于銀行放貸的流程復雜，涉及眾多的業(yè)務主體，刑法學界在哪方主體陷入“錯誤認識”的問題上，也存在不同的認識。例如有的觀點認為，欺騙手段是針對可以識別真假的自然人而言，金融機構不能成為受騙人，否則與“機器可能被騙”的觀點一脈相承，只能導致認定犯罪的困惑。但也有相反觀點認為，是銀行金融系統(tǒng)被騙，而不是單純的自然人或機構被騙。

（二）虛假陳述型構造

出于保護市場經濟秩序的需要，在傳統(tǒng)刑法只規(guī)定詐騙罪的情形下，現(xiàn)代刑法逐漸增加了虛假陳述的欺詐罪。根據刑法解釋學，金融欺詐犯罪是發(fā)生在金融領域內的受刑法規(guī)制的欺詐行為，根據主觀目的是占有還是使用目標金融產品的不同，可以分為非法占有型和虛假陳述型，兩者的性質也是不同的。虛假陳述型是指行為人對金融機構作出虛假陳述，通過對金融產品的不法使用，獲取其他方面的利益或效益，在主觀上是以非法獲取利益為目的；非法占有型則強調對金融產品的不法占有，獲取的是金融產品本身的利益，行為人在主觀上是以非法占有財物為目的。在貸款犯罪的罪名體系中，貸款詐騙罪是典型的非法占有型金融欺詐犯罪，而騙取貸款罪處罰的是行為人基于非法使用目的騙取銀行貸款的情形，是將以虛假陳述為特征的民事欺詐規(guī)定為犯罪，其與貸款詐騙罪之間是此罪和彼罪的對立關系。我國還有學者認為兩罪屬于交叉型法條競合關系，并非“非詐騙即騙取”關系。當詐取貸款的故意得以證實時，可能構成貸款詐騙罪，也可能構成騙取貸款罪。而當非法占有目的未能得到證實時，并非必然構成騙取貸款罪，可能僅構成民事違約或經濟違法行為。

在司法實踐中，基于騙取貸款罪屬于虛假陳述型構造的認識，有判決認為銀行是否陷入認識錯誤并非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銀行工作人員是否知道申貸人騙取貸款與其構成犯罪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還有判決認為被告人在主觀上具有騙取貸款的故意即可，至于金融機構是否陷入認識錯誤，不影響被告人的犯罪成立。

（三）辨析：虛假陳述型構造的證立

對于騙取貸款罪的規(guī)范構造之爭，本文認為應確立為虛假陳述型，這是基于對立法目的、刑法解釋和證明責任等方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

1.立法目的

從立法目的看，我國設立騙取貸款罪，將虛假陳述的金融欺詐行為予以犯罪化，其立法旨趣是彌補貸款詐騙罪的疏漏和不足，是嚴密法網的體現(xiàn)，也是我國在金融領域加強金融監(jiān)管刑事政策的體現(xiàn)。由此決定了騙取貸款罪具有補充性、截堵性的屬性。可以說，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是從不同的側面，共同構筑起保護銀行貸款資金安全的刑事法網。具體而言，有些單位明知不符合貸款的條件，或者經濟效益很差，但為了從銀行或金融機構獲得貸款，隱瞞真相，編造虛假經濟效益，獲得貸款用以擴大生產規(guī)模、搞技術改造，或者為單位員工蓋家屬樓、發(fā)獎金、改善福利等，對此，立法機關認為不能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面對實踐中出現(xiàn)的問題，立法機關考慮到近來一些單位和個人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用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危害金融安全，但要認定騙貸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貸款的目的很困難，所以應當規(guī)定，只要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情節(jié)嚴重的，就應追究刑事責任，最終在《刑法修正案（六）》增設了騙取貸款罪。后來，《刑法修正案（十一）》為了尋求在解決民營企業(yè)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與依法慎重處理貸款類犯罪之間的平衡，確保刑事制裁范圍的合理性，僅對騙取貸款罪的入罪模式進行修訂，并沒有改變本罪虛假陳述的本質屬性。

2.刑法解釋

在我國懲治貸款犯罪的罪名體系框架下，騙取貸款罪和貸款詐騙罪、高利轉貸罪均屬于對加害方設立的罪名，但三罪的主觀目的完全不同。例如，貸款詐騙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貸款的目的，騙取貸款罪則屬于在主觀上“占用”貸款的行為。雖然“占有”與“占用”之間是一字之差，但在主觀目的方面，這兩種貸款類犯罪存在顯著差異。有鑒于此，在具體罪名的體系性位置上，貸款詐騙罪被納入“金融詐騙罪”中，屬于典型的詐騙型罪名，必須具備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之構成要素，而騙取貸款罪則位于“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一節(jié)，兩罪分別屬于不同的類型范疇。而這正是《刑法修正案（六）》設立該罪而刻意有別于貸款詐騙罪之處，以減少由于非法占有目的認定困難而產生的刑事處罰漏洞。

另外，雖然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的侵害對象均是“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但在危害行為上，《刑法》第175條之一將騙取貸款罪表述為“以欺騙手段取得”，其核心用語是“欺騙”，這完全有別于《刑法》第193條在貸款詐騙罪的罪狀中所使用的“詐騙”術語。在表象上，“欺騙”與“詐騙”之間一字之差，但在欺騙程度上卻有所不同。其中，詐騙罪的“欺騙”是達到了控制交易的程度。我國還有學者認為，從法定刑上看，貸款詐騙罪的欺騙程度更為惡劣，欺騙行為足以使被害人永久喪失財物，這與騙取貸款罪行為人貸款時雖在貸款資料上造假，但有通過后續(xù)合法經營活動或通過他人擔保還款的意愿之情形明顯不同，故兩罪在行為的不法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別，不能認為使用欺騙方法取得貸款的，都構成騙取貸款罪，其中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就是貸款詐騙罪。鑒于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之間的重大區(qū)別，我們不能簡單地將貸款詐騙罪的詐騙型構造套用在騙取貸款罪的認定中。

3.舉證責任

在舉證責任上，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也有所差異。具體而言，“詐騙”是詐騙型構造的典型用語，在規(guī)范構造上強調加害方與被害方之間騙與受騙的互動關系，要求以被害方“陷入錯誤認識”作為邏輯連接點，即在欺詐行為與處分財產之間，必須介入被害人的錯誤認識。在騙取貸款罪的語義上，“欺騙”是限定詞，用來修飾“手段”，落腳在加害方實施“欺騙”的單方行為，并不要求加害方與被害方之間存在互動關系。由此可見，在“陷入錯誤認識”的核心要素上，兩罪的規(guī)范構造是“有”和“無”的對立關系，相應地，騙取貸款罪的舉證責任程度就明顯下降，不再要求公訴方承擔對方是否陷入錯誤認識的舉證責任。另外，在理論上，犯罪目的具有主觀性、抽象性和復雜性等典型特征，表現(xiàn)在訴訟證明上是證明的標準難于把握，這是在實操層面長期困擾司法人員的認定難點問題，在金融詐騙罪的司法認定中尤為突出。正如有學者所言：“非法占有的金融詐欺對犯罪的構成要件要求程度高，證據上的證明要求嚴格，不利于懲治那些極為隱蔽的金融詐欺行為。”正是由于騙取貸款罪的舉證責任較輕，當司法實踐中難以證明貸款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成立時，就轉向以騙取貸款罪來“兜底”適用，從而導致騙取貸款罪的擴大適用，這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二、虛假陳述型構造下的司法適用：因果關系的考察

騙取貸款罪的罪狀具有概括性，在司法實踐中呈現(xiàn)彈性適用，出現(xiàn)重欺騙手段、輕因果關系和機械套用追訴標準等諸多問題，由此導致該罪的擴大化適用。例如，在難以認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時，就將案件放在騙取貸款罪的項下稀釋，在很大程度上導致該罪成為貸款類犯罪的“兜底性”罪名。從司法實務看，騙取貸款罪已成為民營企業(yè)家在融資環(huán)節(jié)最高發(fā)的罪名之一。基于此，理論界基本上達成對騙取貸款罪限縮適用的共識，并且從不同視角提出方案，例如，有學者認為在有足額擔保并且未造成貸款人實際損失或者案發(fā)前歸還貸款的情況下，行為人的貸款行為不構成騙取貸款罪。鑒于將騙取貸款罪界定為詐騙型規(guī)范構造的理論缺陷，本文立足于虛假陳述型規(guī)范構造，在限縮騙取貸款罪司法適用的共識下，主張不應套用詐騙犯罪結構中“陷入錯誤認識”的邏輯連接點，而應重點考察騙取貸款罪客觀行為中“騙”與“取”之間的因果關系。

（一）辨析：“以欺騙手段取得”

依據《商業(yè)銀行法》和《中國人民銀行貸款通則》（下稱“《貸款通則》”）的有關規(guī)定，借款人應當如實提供貸款人要求的資料。借款人采取欺詐手段騙取貸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刑法修正案（六）》沒有沿用上述民商法律文件中的“欺詐”一詞，也沒有采取《刑法》第193條對貸款詐騙罪詳敘行為方式的立法例，而是將騙取貸款罪的定性要素表述為“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細分而言，該罪的客觀構成要件表現(xiàn)為行為人針對貸款，實施“欺騙”和“取得”兩個不可缺少的行為要素，并且發(fā)生在申請貸款的過程中。其中，“以欺騙手段”是危害行為，是危害結果“取得（貸款）”的原因力。

關于騙取貸款罪中“以欺騙手段取得”的內涵，在刑法理論界存在認識上的爭議。有學者認為，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兩罪構成要件行為的判斷完全同一，根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確定成立何罪。“并不是任何虛假手段都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只有當虛假手段屬于《刑法》第193條規(guī)定的內容，并且達到足以使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將原本不應發(fā)放的貸款發(fā)放給行為人時，才能認定該行為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該觀點認為騙取貸款罪的客觀構成要件等同于貸款詐騙罪，套用后者的構成要件來認定前者，可以稱之為“等同說”。本文認為，該觀點不僅混同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兩罪在規(guī)范構造上的差異性，還忽略了貸款詐騙罪的某些法定行為方式并不能直接適用于騙取貸款罪。

具體而言，對于貸款詐騙罪，《刑法》第193條列舉了五種行為方式：“（一）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的；（二）使用虛假的經濟合同的；（三）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的；（四）使用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或者超出抵押物價值重復擔保的；（五）以其他方法詐騙貸款的。”但是，具體到貸款申請業(yè)務，上述五種情形并非完全適用。例如，依據《貸款通則》第25條的規(guī)定，借款人在向主辦銀行或者其他銀行的經辦機構直接申請時，應當填寫包括借款金額、借款用途、償還能力及還款方式等主要內容在內的《借款申請書》，并且提供以下資料：（1）借款人及保證人基本情況；（2）財政部門或會計（審計）事務所核準的上年度財務報告，以及申請借款前一期的財務報告；（3）原有不合理占用的貸款的糾正情況；（4）抵押物、質物清單和有處分權人的同意抵押、質押的證明及保證人擬同意保證的有關證明文件；（5）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報告；（6）貸款人認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關資料。據此可見，在申請貸款所需的資料中，經濟合同并不在其列，騙貸行為人也就不會針對此而實施虛構事實、掩蓋真相的行為，由此可以認為《刑法》第193條所列的第二種“使用虛假的經濟合同”的情形不能直接適用于騙取貸款罪。

另外，自從1997年《刑法》設立貸款詐騙罪以來一直未進行過修改完善。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刑法》第193條列舉的貸款詐騙罪的行為方式中，有些已經嚴重滯后于有關法律的變動，突出表現(xiàn)在第（四）種情形中的“超出抵押物價值重復擔保”。從法律淵源看，該情形是《民法通則》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所禁止的行為形態(tài)，正是在此前置法的基礎上，1997年《刑法》第193條將其列入貸款詐騙罪的行為方式。值得高度關注的是，在同一標的物能否重復抵押問題上，《擔保法》第35條采取謹慎立場，規(guī)定只有抵押財產價值大于重復擔保的債權數額時，才允許重復抵押。鑒于這種規(guī)定不僅忽略了抵押財產價值會隨市場行情發(fā)生變化的特點，也忽略了在先抵押所擔保的債權會因清償等原因而消滅的可能性，還忽略了市場風險應由當事人自行判斷的意思自治特色，《物權法》第199條不再采用上述立場，允許無條件重復抵押，在有抵押登記時，所擔保的債權按照登記先后順序來清償。《民法典》第414條對此加以繼受，規(guī)定了抵押的順位；同時，《民法典》第415條還規(guī)定，同一標的物既可抵押，也可質押，并規(guī)定了抵押權和質權的先后順位。民法學界對此一般解釋為允許重復抵押或重復擔保。有鑒于此，在法秩序統(tǒng)一原理下，“超出抵押物價值重復擔保”就不再具有刑事違法性，不應再機械套用于騙取貸款罪，甚至《刑法》第193條在將來對此也應做出相應的立法調整。

從廣義上看，即使騙取貸款罪的行為方式具有一定的欺騙性，也不能簡單地等同于貸款詐騙罪的行為方式。我國有學者以法益理論為分析工具，認為即使有些手段帶有一定的欺騙性，如果不具有造成金融機構財產損失的危險，就不應視為騙取貸款罪的欺騙手段，而屬于一般的市場背信行為。對于本罪的欺騙手段，應當限于可能嚴重影響銀行對借款人資信狀況，特別是還款能力的判斷的實質性事項。與“等同說”不同，我國立法機關工作人員認為，只要申請人在申請貸款的過程中有虛構事實、掩蓋真相的情節(jié)，或者提供假證明、假材料，或者貸款資金沒有按申請時所說的用途去用，都符合這一要件。該觀點將騙取貸款罪界定在申請貸款的過程中，且并沒有將貸款詐騙罪的行為方式簡單地套用于騙取貸款罪，而是考慮到騙取貸款罪行為類型的特殊性，故從騙取貸款罪的時空特征和欺騙的內涵看，該觀點具有理論與實踐的合理性。

綜上所述，我們應辨析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在客觀構成要件上的差異性，將來要出臺的司法解釋也應總結司法實踐的經驗，不能簡單和機械地以《刑法》第193條關于貸款詐騙罪的行為方式規(guī)定為模板，而應聚焦于申請貸款所需的資料，單獨列舉出騙取貸款罪的“欺騙手段”之情形，以便指導司法實踐。從既有的司法實踐看，比較多發(fā)和典型的騙取貸款罪的“欺騙手段”包括：使用虛假的關于借款人、保證人的身份證明文件；使用虛假的財務報告、資信證明、經營狀況等證明材料；使用虛假的貸款用途證明材料；提供虛假的擔保、抵押等。

（二）再提倡：因果關系的考察

從“以欺騙手段取得”的語義看，“取得”是“以欺騙手段”的危害結果。但是，我們不能孤立地考察騙取貸款罪中“以欺騙手段”和“取得”的行為類型，需要考察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邏輯連接點，不應將“取得（貸款）”理解為純粹的、靜態(tài)的放貸數額之結果，特別是在“取得（貸款）”的危害結果上存在多種原因力的“一果多因”的情形下。

在現(xiàn)實生活中，包括民營企業(yè)在內的許多單位與個人，為了滿足銀行的放貸要求而獲得貸款，都或多或少地會在申貸材料中進行一定程度的虛假陳述。在銀行的貸款審核環(huán)節(jié)，有的經辦貸款或者決策放貸的銀行工作人員在明知材料存在問題的情形下，為了完成放貸業(yè)績，可能審查并不嚴格，甚至授意、指使申請人提供虛假的申請材料，以便符合放貸流程的要求。由此可見，銀行錯誤發(fā)放貸款的主要原因力在于自己的失職、受賄等行為，或是基于上級的要求或壓力，在此情形下，即使行為人提供了虛假的申請貸款材料，實施一定欺騙行為的申請人也不應承擔使貸款處于風險的全部刑事責任。可以說，片面地注重行為人所提供的不真實申貸材料，而忽略對銀行放出貸款的其他原因之考察，不僅會導致不適當地擴大本罪的適用范圍，也蘊含著要求申請人在提交貸款申請的手續(xù)和材料時必須“圣潔化”的傾向，這明顯地違反我國貸款活動的基本現(xiàn)狀和規(guī)律。此外，這也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銀行在發(fā)放貸款上的內控和合規(guī)管理水準。有鑒于此，司法機關必須全面地考察造成銀行錯誤放出貸款的原因力，而不應簡單地歸結在行為人申請貸款上的欺騙行為，否則會擴大騙取貸款罪的司法適用。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我們應該考察“以欺騙手段”與“取得”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在刑法理論和實務中，對于判斷現(xiàn)實發(fā)生的結果是否可以認定為行為貢獻而歸屬于行為人，進而將偶然責任排除在行為人擔責范圍之外的過程，刑法因果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嚴某詐騙案”中，司法人員認為被告人嚴某雖然在申請貸款時采取了隱瞞自己背負高額債務、夸大承建工程規(guī)模等欺騙手段，但從因果關系考察的視角，這兩筆貸款在獲得某縣農商行的批準后，城西支行作為貸款方與嚴某簽訂了借款合同，某縣農商行系城西支行的上級，對貸款有最后決定權，根據該行出具的《關于對嚴某在我行貸款行為的看法》，其明確表示之所以向嚴某發(fā)放涉案兩筆貸款，是基于嚴某對這兩筆貸款均依借款合同的約定提供了較完備的抵押擔保，如果嚴某沒有提供抵押擔保，該行不會向嚴某發(fā)放貸款，也就是說，直接影響該行作出貸款給嚴某的最終決定的，是其提供了相應的真實抵押擔保，即使嚴某在申請貸款時有一些欺騙行為，如在《個人貸款客戶面談記錄》中沒有如實申報自己對外舉債、夸大收入及承包工程規(guī)模之行為，但這些欺騙行為與其取得貸款間沒有因果關系，故被告人嚴某獲取相應貸款的行為不構成騙取貸款罪。

我國有學者早期指出，“騙”與“取”應該具有因果關系，如果行為人僅僅實施欺騙行為，而該行為與取得貸款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仍不能認定其行為構成“騙取”。借款人為了通過銀行的“程序審查”而采用一些欺騙手段，但涉及的是貸款合同的細枝末節(jié)，不對金融機構的貸款風險控制有實質影響，則“騙”與“取”就沒有因果關系，不應被認定構成騙取貸款罪。即使主張詐騙型規(guī)范構造的學者也認為，并非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欺騙行為，金融機構發(fā)放了貸款，就當然成立騙取貸款罪。只有行為人實施了欺騙行為，金融機構相關人員產生了認識錯誤，進而基于認識錯誤發(fā)放了貸款，才可能認定為騙取貸款罪。騙取貸款罪的成立需要具備法定的因果關系，并非不需要因果關系的判斷。

綜上所述，雖然考察金融機構工作人員是否“陷入錯誤認識”而發(fā)放貸款，在司法實踐中有所應用，也可以起到限縮騙取貸款罪適用的司法效果，但這是立足于騙取貸款罪屬于詐騙型規(guī)范構造的理論底蘊。與之相反，在本文主張騙取貸款罪的虛假陳述型規(guī)范構造下，從限縮適用的共同立場出發(fā)，在騙取貸款罪的司法認定時，需要再提倡對因果關系的考察。換言之，雖然行為人在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的過程中采用欺騙手段，但如果與金融機構發(fā)放貸款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就切斷了“以欺騙手段”與“取得（貸款）”之間的邏輯連接點，不能認定騙取貸款罪的成立。鑒于刑法因果關系是刑法學中的傳統(tǒng)重點問題，在理論內容與實務認定中產生了豐富的學說和判斷路徑，我們可以在方法論上直接引用到騙取貸款罪的司法認定中。

三、刑民交叉的平衡：“重大損失”的認定

作為騙取貸款罪的定量標準和入罪門檻條件，“重大損失”的數額認定和時間節(jié)點的確定，涉及刑民交叉的諸多問題，是司法適用中的重點和難點問題，需要在理論和實務層面進行綜合判斷。

（一）入罪門檻的變遷：從二元模式到單一模式

依據《刑法》第175條之一的罪狀描述，《刑法修正案（六）》將騙取貸款罪的定量標準確立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屬于“實害犯﹢情節(jié)犯”的二元入罪門檻模式。2010年頒行的《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guī)定（二）》中規(guī)定了本罪的立案追訴標準：（1）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2）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3）雖未達到上述數額標準，但多次騙取的；（4）其他給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細分上述四種情形，其中的第（1）項、第（3）項和第（4）項是依托“情節(jié)犯”模式而細化的標準，第（2）項“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標準則是以“實害犯”模式為底蘊。

從長期的司法實踐看，對于上述四項追訴標準的適用，比較常見的是將舉證責任較輕的“騙取數額在100萬元以上”放在第一順位，表現(xiàn)為孤立或者靜態(tài)地將其理解為只要具備申請貸款的材料中有假、銀行放出貸款100萬元這兩方面的證據，就可以進行刑事追訴，而忽略對其他事實因素的考量，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該罪的擴大化適用。有鑒于此，在限縮騙取貸款罪適用的若干對策中，刑法理論界也聚焦于對該追訴標準的廢除或者加入限制適用條件。例如，有觀點主張，最為徹底的解決辦法是廢除這項追訴標準。在難以直接廢除該標準的情形下，比較現(xiàn)實的途徑是將騙取貸款罪修改為“具體危險犯”的模式，即加入限定因素“足以危及貸款的安全回收”，要求司法人員必須判斷該危險是否已出現(xiàn)。如果行為人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的行為并不會引發(fā)貸款不能安全回收的危險狀態(tài)，即使行為人實施了欺騙手段，而且實際取得100萬元以上的貸款，也不能以該項追訴標準來認定騙取貸款罪的成立。

后來，立法機關考慮到，“對由于‘融資門檻高’‘融資難’等原因，民營企業(yè)因生產經營需要，在融資過程中雖然有一些違規(guī)行為，但并沒有詐騙目的，最后未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的，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據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事立法層面廢除了原先定量標準中“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從而將本罪嚴格限定在“造成重大損失”的“實害犯”的單一模式，致使原先依據“情節(jié)犯”模式設立的三種追訴標準失去立法根基。可以說，這在根本上解決了原先普遍適用“騙取數額在100萬元以上”追訴標準導致該罪擴大適用的弊端。據此，2022年《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guī)定（二）》只保留“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的唯一追訴情形，并且將損失數額提高到50萬元以上。

（二）認定“重大損失”的時間節(jié)點：刑事立案時

依據2007年《貸款風險分類指引》，貸款劃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其中“損失”屬于后三類合稱為“不良貸款”的一類。如果貸款人未如期歸還金融機構發(fā)放的貸款，在后續(xù)流程的諸多節(jié)點上，所謂的損失在表象上一直存在，金融機構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等途徑實現(xiàn)債權，故應確定一個客觀時間節(jié)點來認定損失，否則不利于司法操作。

對于“重大損失”時間節(jié)點的認定，在實踐中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民事前置說”：認為在行為人實際不具備償還能力，且民事救濟途徑需前置進行的條件下才能認定損失；二是“立案時說”：認為應以刑事介入時為標準，以公安機關立案時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前端入口。我國立法機關工作人員認為，對于“重大損失”認定，并不要求必須以窮盡一切法律手段為前提，對于判斷時點和標準不能過于拘泥，例如行為人采取欺騙手段騙取貸款，不能按期歸還資金，也沒有提供有效擔保，就可以認定為給銀行等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而不能要求銀行等在采取訴訟等法律手段追償行為人房產等財產不能清償之后才判定其遭到重大損失。

司法解釋一般是將訴訟節(jié)點確立為刑事立案時，這可以為騙取貸款罪的司法認定所借鑒。例如，《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8〕19號）第9條對于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數額認定，是指公安機關刑事立案時尚未歸還的實際透支的本金數額，不包括利息、復利、滯納金、手續(xù)費等發(fā)卡銀行收取的費用。再如，2024年《關于辦理危害稅收征管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4〕4號）第3條規(guī)定，納稅人有逃避繳納稅款行為，在公安機關立案前，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在規(guī)定的期限或者批準延緩、分期繳納的期限內足額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并全部履行稅務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在司法實踐中，有觀點認為，基于生活經驗，銀行催收、追討貸款可以在無限的時間維度內進行，如以此評價銀行是否產生損失，結果一定是無從考據，因為在無時間限制的追討中或多或少會挽回部分損失，進而得出此罪的立法不具有現(xiàn)實意義。為此，評價騙取貸款行為是否給銀行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必須基于一定的時間節(jié)點加以考量，而這一時間節(jié)點應以公安偵查機關的立案偵查時間為準，即立案偵查時，因騙取貸款行為造成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不能收回，便可認定造成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經濟損失。

（三）“重大損失”的理解：刑民交叉問題的平衡

在普通欺詐犯罪的規(guī)范構造下，被侵犯財產的法律關系呈現(xiàn)出單一的線性關系，一般是以加害人實際騙取的財產數額作為犯罪數額，案發(fā)前已歸還的數額應予扣除，在司法實踐中通常不會產生認識分歧。但是，在民商法視域下，貸款合同的法律關系具有復雜性。例如，商業(yè)信貸應以擔保為要件，《商業(yè)銀行法》《貸款通則》等法律法規(guī)均規(guī)定了原則上信貸須有擔保，實行以物保為主、人保補充的原則。可以說，貸款合同作為主債權債務合同，一般都附有擔保（包括抵押、質押等）措施，擔保責任在金融機構評估和發(fā)放貸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這種特殊的法律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普通欺詐犯罪關于財產損失的計算邏輯，需要我們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兼顧刑民交叉問題的平衡，抓住實質的法律關系進行考察。

關于“重大損失”的內涵，立法者的解釋是指行為人取得貸款后沒有還本付息，金融機構不能收回貸款本息，導致金融機構發(fā)放貸款的目的沒有實現(xiàn)，而非貸款的發(fā)放和取得本身。由此可見，銀行基于被告人在申貸手續(xù)中提供的有瑕疵材料而發(fā)放貸款，并不意味著銀行必然會遭受損失。對此，我國立法機關工作人員指出：“實踐中對于償還了銀行貸款，或者提供了足額真實擔保，未給銀行造成直接損失的，一般不應追究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被告人陳巖騙取貸款請示一案的批復》〔（2011）刑他字第53號〕中指出，雖然被告人采用欺騙手段從銀行獲取貸款的數額特別巨大，但其提供了足額真實抵押，未給銀行造成損失，不會危及金融安全，因此，不構成犯罪。此外，在司法實務中，針對檢察機關對于騙取貸款罪的指控，有的判決指出，被告單位某某汽車維修公司雖在貸款過程中提供虛假工礦產品購銷合同等證明，但其以自身房產等實物作為抵押進行貸款，銀行的資金沒有風險，且案發(fā)前，雙方已通過民事調解確認債權債務處理方案，銀行對足額抵押資產可優(yōu)先獲得受償，對銀行未造成現(xiàn)實侵害，故被告單位某某汽車維修公司、被告人吳某某的行為均不構成騙取貸款罪。據此，一審判決書對該案指控數罪中的騙取貸款罪不予支持。

在有的案件中，法院認為被告人在向某銀行分行申請貸款的過程中提供虛假的貸款資料，但該筆貸款最終由擔保人代為償還，并未給該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實際損失，亦未利用貸款進行任何非法活動，未給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實際危害，故在二審判決中認為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撤銷一審法院對被告人以騙取貸款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并處罰金20萬元的刑事判決書，依法判決被告人無罪，但原審法院就被告人犯走私普通貨物罪的刑事判決仍然有效。

在理論與實務中，爭議最大的問題是在提供足額真實有效的擔保之情形下，如何認定“重大損失”？對此，刑法學界存在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

第一，不影響說。該說認為從擔保物自身看，雖然提供了真實足額擔保，但也可能由于擔保物人為或自然滅失、擔保物權屬存在爭議等原因給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在具體案件中，當抵押權或質押權難以實現(xiàn)時，根據實質的個別財產損失說，應當認定金融機構遭受了重大損失。此外，即使可以通過抵押物或質押物來享受優(yōu)先受償的權利，由于這種權利的行使需要很長時間，明顯影響金融機構信貸資金的運用，也應當認為給金融機構造成了損失。

第二，影響說。該說認為對于“重大損失”必須實質理解，指具有終局性的、現(xiàn)實的損失。如果貸款有足額擔保，就不存在金融機構的重大損失，定罪就無從談起。同時，擔保制度在民事領域得到廣泛認可，接受擔保就必須承擔相應的風險。對于企業(yè)在融資過程中的違規(guī)行為，只能按照金融管理法規(guī)進行行政處罰，以便準確厘定刑事和民事的界限。

比較以上兩種觀點，“不影響說”立足于純正的刑事認定維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貸款合同附有擔保措施的特殊性；“影響說”則偏重于民事法律關系，強調刑法謙抑原則下的“先民后刑”規(guī)則，但有可能導致刑事法律規(guī)制處于“坐等”民事法律手段完成的境地，弱化了設置騙取貸款罪的立法目的。鑒于上述兩種觀點各有側重，有必要考慮騙取貸款罪所涉及的刑民交叉問題，在兩者之間尋找折中點，即在刑事立案的同時，計算損失數額時還應考慮貸款合同一般都附有擔保措施的特殊性。

在民商法視域，擔保物權以擔保債權實現(xiàn)為目的。根據《民法典》第386條，在具備債務人不能清償等一定條件時，擔保財產的經濟價值實際歸屬于債權人。對擔保財產通過拍賣、變賣等方式變價后的金錢，債權人享有優(yōu)先受償權。當債務人不能還款時，債權人可以根據《民法典》《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guī)定實現(xiàn)擔保物權。有鑒于此，由于債權人對擔保財產享有優(yōu)先受償權，在以刑事立案為節(jié)點時，擔保財產價值可以在計算“重大損失”數額時扣除。當然，扣除擔保財產價值的前提，是擔保物權有效存續(xù)并且權屬關系明確，應排除擔保合同無效、擔保財產虛假等情形，否則會導致債權人通過擔保來收回信貸資金的目的落空。

另外，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guī)定（二）》將“重大損失”細化為“直接經濟損失”的情形下，對其理解與計算方式就顯得尤為關鍵。目前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損失應包括利息，也即指未歸還的本金和所有應還未還的利息，否則銀行無法就該部分利息損失獲償，不符合商業(yè)原則；第二種觀點認為本罪的保護法益是貸款資金的安全，不在于保障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取得的間接利益，故直接經濟損失只包括未歸還的本金，而利息屬于間接損失，不應包括在內。在司法實踐中，關于財產類犯罪的損失認定一般都不包括利息。同時，為了防止因金融機構報案時間的早晚對犯罪認定造成影響，“直接經濟損失”是指刑事立案時逾期未歸還的信貸本金數額，不包括利息、復利、滯納金、手續(xù)費等費用。

（四）實質認定：刑事政策的“出罪口”

在規(guī)范層面，“以欺騙手段取得”的定性因素與“造成重大損失”的定量要素兩方面結合，是在“前端”的教義學層面確定了騙取貸款罪認定的法律標準。但是，對于在形式上符合構成要件的騙取貸款行為，并非均要進行刑事處罰。基于合理地平衡打擊騙取貸款與依法保護民營企業(yè)融資之間的辯證關系，我們可以在“后端”進行實質認定，設置刑事政策的“出罪口”。從目前的司法解釋看，已經有這種規(guī)范的設置。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年修訂的《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2〕5號）中，為了防止將那些在形式上具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特征的融資行為均納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打擊范圍，在第6條第2款規(guī)定：“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能夠在提起公訴前清退所吸收資金，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作為犯罪處理。”具體而言，該規(guī)定將“集資用途”與“清退資金”并列地設置為追究刑事責任的前提條件。其中，“用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是從“集資用途”具有正當性來切入；對于所吸收資金能夠“在提起公訴前清退”，則主要是考慮集資行為在客觀結果上不會損害集資參與人的利益，也沒有產生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壓力，兩者共同地從“后端”給該罪的司法認定提供了一個“出罪口”。從司法實踐看，該規(guī)定的運用起到了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機統(tǒng)一。

從刑事政策的角度出發(fā)，對于行為人騙取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并且造成重大損失的行為，如果信貸資金主要用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且在提起公訴前歸還全部信貸資金的，就完全可以借鑒前述《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出罪口”規(guī)定，在“前端（形式）入罪”的底蘊下，同時在“后端”進行“（實質）出罪”，考慮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這不僅體現(xiàn)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也有助于防止騙取貸款罪的泛化適用。

四、“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認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對騙取貸款罪的修訂，只是針對定量標準和入罪門檻條件的第一檔法定刑的適用情形，第二檔法定刑依然保留了原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規(guī)定，留下未完成的司法適用難題。在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了在難以認定行為人給金融機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0萬元而未能達到第一檔法定刑的入罪門檻之情形下，直接“跳檔”適用“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來追究被告人騙取貸款的刑事責任。對于這種司法適用“異化”的情況，我們需要根據刑法理論進行分析，給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一）理論立足點：基本犯與加重犯的關系

如前所述，《刑法修正案（六）》在設立騙取貸款罪的定量標準時，采取“實害犯﹢情節(jié)犯”的二元入罪門檻模式。從體例性協(xié)調的角度出發(fā)，《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廢除第一檔法定刑中“情節(jié)犯”的框架結構時，理應在第二檔法定刑也同步廢除“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規(guī)定，但最終卻予以保留，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法定刑檔次的立法“形式美”。從立法機關保留“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說明看，主要是考慮到對特別重大的騙取融資行為的震懾，目的是維護重大金融安全和信用安全。

對于騙取貸款罪兩個檔次法定刑適用情形的體系性關系，我國有學者將騙取貸款罪罪狀中的“重大損失”與“嚴重情節(jié)”歸入客觀處罰條件，認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是基本犯的客觀處罰條件，“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則是加重犯的客觀處罰條件。只有這樣理解，才能使二者的體系地位相同并合理說明二者的關系。如前所述，“重大損失”是騙取貸款罪的定量標準和入罪門檻條件，屬于該罪本體成立的構成條件，并不符合客觀處罰條件是犯罪成立條件之外的國家發(fā)動刑罰權的事由之理論內涵，故該觀點雖然值得商榷，但立足于基本犯與加重犯的關系來考察騙取貸款罪兩個檔次法定刑的邏輯分析值得肯定。

從基本犯與加重犯的理論關系出發(fā)，加重犯的成立應以基本犯的成立為前提，這在刑法學界已經達成共識。據此，體現(xiàn)加重犯的第二檔升格法定刑適用，仍應以第一檔法定刑成立為基礎前提。有學者指出，因為騙取貸款罪的第二檔法定刑升格的規(guī)定屬于加重處罰情形，適用該規(guī)定一定要建立在行為成立基本犯的前提之下。有鑒于此，在不能適用騙取貸款罪的第一檔法定刑時，就不應直接適用“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否則有違加重犯適用的法理基礎。

實際上，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認定騙取貸款罪的理解看，為保持罪責刑的平衡性，防止以情節(jié)因素單獨入罪，適用加重情節(jié)原則上以構成基本犯為前提，再具有其他情節(jié)的，可認定為“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由此可見，在司法認定騙取貸款罪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時，需要立足于基本犯與加重犯的理論關系，首先以“重大損失”的基本犯成立為前提條件，不能“跳檔”直接適用第二檔法定刑。同時，也要考慮立法者所關注的“其他情節(jié)”。

（二）解決方案：借鑒其他司法解釋關于“打折條款”的規(guī)定

雖然《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guī)定（二）》規(guī)定了騙取貸款罪第一檔法定刑的適用標準，但鑒于其只規(guī)定罪名的“追訴標準”，并不會涉及第二檔法定刑的適用問題，致使騙取貸款罪罪狀中“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司法適用長期處于“空白”狀態(tài)，導致司法機關無所適從。在新的司法解釋出臺前，我們可以借鑒關于其他罪名的司法解釋之模式，并且結合騙取貸款罪的自身特點，從學理上拿出解決方案。

關于“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司法適用，為了指導司法操作，有關司法解釋通常以“同檔數額減半+情節(jié)”（俗稱“打折條款”）的模型予以具體規(guī)定。例如，《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3〕8號）為了避免絕對的“唯數額論”，在第2條和第6條實行“數額減半+情節(jié)”的模式，規(guī)定盜竊公私財物，具有本解釋所列情形之一的，數額達到“數額特別巨大”百分之五十的，可以認定為“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再如，《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號）第3條規(guī)定，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30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150萬元以上不滿300萬元，具有本解釋所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另外，《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2〕5號）也施行“數額減半+情節(jié)”的“打折條款”模式，在第5條規(guī)定，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2500萬元以上或者給存款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1500萬元以上，同時具有所列情形的，應當認定為“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

借鑒上述規(guī)范依據，我們可以考慮采取“打折條款”模式，將騙取貸款罪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界定為：“特別重大損失的數額減半+其他情節(jié)”。具體而言，針對《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guī)定（二）》只涉及入罪門檻，在第22條將“重大損失”確定為50萬元以上、沒有規(guī)定“特別重大損失”的量化數額的情形，我們可以借鑒其他司法解釋一般采取10倍于“重大損失”來規(guī)定“特別重大損失”，考慮在將來出臺的司法解釋中將騙取貸款罪的“特別重大損失”確定為500萬元以上。據此，對于“特別重大損失的數額減半”，是指將“特別重大損失”的數額500萬元打折一半，即確定為250萬元以上；至于“其他情節(jié)”，可以采取司法解釋通行的“列舉+兜底”模式予以規(guī)定，包括使用偽造或變造的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騙取貸款的；騙取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等專項貸款的；騙取貸款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以及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四種類型。

五、結語

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設騙取貸款罪以來，相關司法解釋遲遲未能頒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也久未出臺相關的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致使騙取貸款罪的司法適用長期處于“裸奔”的真空狀態(tài)，由此嚴重影響司法操作的統(tǒng)一性。雖然刑法理論界對于騙取貸款罪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并且在騙取貸款罪的限縮適用方面也基本形成共識，但在騙取貸款罪的規(guī)范構造上仍存在“詐騙型”與“虛假陳述型”的兩大陣營之對峙局面，而且基于不同的學術立場，對于重大損失、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等涉及司法認定的關鍵問題也有著嚴重的分歧。本文在辨析和主張騙取貸款罪屬于虛假陳述型規(guī)范構造的理論底蘊基礎上，立足于限縮騙取貸款罪適用的共同立場，分析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在構成要件和舉證責任上的差異性，并且兼顧刑民交叉問題的平衡，借鑒其他既有司法解釋的制定和運用規(guī)律，對騙取貸款罪在重大損失、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等問題進行分析，并給出解決方案。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繼續(xù)進行學術爭鳴的同時，對于騙取貸款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欺騙手段、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責任認定、重大損失以及從寬處罰等司法操作中急需解決的問題，可以秉持求同存異的基本原則，求得“最大公約數”，在總結已有司法實踐的基礎上，盡快出臺司法解釋，并且充分發(fā)揮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輕騎兵”作用，以此來統(tǒng)一關于騙取貸款罪的司法認定尺度和法律適用標準。

作者：王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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