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是我國犯罪治理領域備受關注的熱點之一。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輕微刑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標志著黨和國家將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傳統的犯罪治理規范體系以重罪為主導，輕微刑事犯罪并未受到特別重視。當下輕微刑事犯罪在全部犯罪中占較大比例，犯罪治理的重心不可避免地轉向輕微刑事犯罪。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黨中央提出“建立輕微刑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無疑是期待通過強化對輕微刑事犯罪的治理來提升犯罪治理水平，而推動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法治化、規范化無疑是提升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水平乃至犯罪治理水平的必由之路。近年來，為促進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現代化，公安司法機關積極探索、采取了一系列嘗試性舉措。例如，最高人民檢察院曾會同公安部印發了關于羈押必要性審查、評估工作的規定，部署開展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試點，指導各地運用數字監管方式提升非羈押強制措施適用效果。各地司法機關針對輕微刑事犯罪也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取得了積極的治理效果，但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相關措施的法律根據問題。以社區公益服務為例，不少地方的公安司法機關著手探索和推進輕微刑事犯罪案件“不起訴+社會公益服務”的制度改革。如，江陰公安交警部門以危險駕駛協同治理為切口，率先試點輕微危險駕駛案件“不起訴+社會公益服務”工作機制。不過，在缺乏法律根據的情況下，“不起訴+社會公益服務”的制度改革究竟效果如何尚需觀察。盡管有關機關出臺的文件對社區公益服務有所規定，但終究難以替代立法規定，且其所適用的范疇限于特別的犯罪案件，并不具有普遍性意義。“法者，治之端也。一個現代國家必然是一個法治國家，國家要走向現代化必須走向法治化。法治化與現代化具有內在邏輯關系。從價值邏輯上，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要實現以良法善治為核心價值追求的法治化治理。”本文立足于犯罪治理現代化與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法治化，直面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在刑事法律上面臨的現實問題，以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刑事規范體系為視角，從刑事法律規范化、協調化的角度，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時代要求、理念轉換以及路徑優化等加以體系化研究，以期進一步發揮刑事法治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功能和作用。

二、我國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基本狀況與現實問題隨著犯罪體系和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我國在犯罪治理上也面臨諸多新狀況。刑事法律與其他法律規定的犯罪治理的制度、機制等，無論在內部協調還是外部融通上，均在整體化、協同化方面存在缺憾與不足，影響犯罪治理特別是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效果。（一）當前我國犯罪治理面臨的基本狀況由于我國犯罪圈不斷擴張，法定犯與輕微刑事犯罪逐漸取代自然犯和重罪，成為犯罪治理的重心。面對犯罪治理領域出現的新狀況，以自然犯和重罪為核心構建的刑事法律機制和制度已難以適應新時代犯罪治理的需要。1.結構上犯罪輕微化趨勢確立近些年來，我國刑事犯罪的類型與結構出現明顯變化。傳統的暴力犯罪如故意殺人、搶劫等犯罪的犯罪數量、罪犯人數占比逐年下降，危險駕駛、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輕微刑事犯罪的犯罪數量、罪犯人數占比不斷攀升。在1999年至2024年的26年間，我國刑事犯罪在類型和結構上就出現嚴重暴力犯罪占比持續下降、輕微刑事犯罪占比大幅攀升的傾向。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占比從1999年的不到55%上升至2022年的逾85%。2022年至2023年，輕微刑事犯罪在全部犯罪中的占比仍舊保持延續攀升勢頭。“全國刑事犯罪數量穩中有降，犯罪類型結構呈現出嚴重暴力犯罪占比持續降低、輕罪輕犯占比大幅提升等特點。”2024年，起訴嚴重暴力犯罪（包括故意殺人罪、搶劫罪、強奸罪、綁架罪、放火罪、爆炸罪）60283人，同比下降1.5%，占比從10年前（2015年）的7%降至3.7%。同年，全年審結故意殺人等嚴重暴力犯罪案件4.9萬件5.8萬人，同比下降5.8%，較10年前下降28.7%。我國犯罪的類型與結構的變化，既與網絡技術的發展、移動支付的盛行以及國家加大對嚴重刑事犯罪的預防、懲治力度等密切相關，也與立法秉承積極刑法觀而不斷擴張輕微刑事犯罪的犯罪圈有直接關系。不管出于何種原因，我國刑事犯罪的輕微化趨勢已基本確立，未來很可能長期持續下去。2.制度上供需失衡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主要機制、制度是由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法等刑事法律確定的。迄今為止，我國有關犯罪治理的法律規定、制度設置基本上還是針對重罪治理而非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現行刑法、刑事訴訟法頒行于40多年前，彼時重罪治理居于主導地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并非犯罪治理的重心，這難免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上有所不足。為了適應時代變遷以及犯罪治理的新要求，立法機關對相關法律進行過多次修改和完善，但未在犯罪治理機制、制度上作出根本性改變。例如，刑法總則規定的犯罪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罰，而輕微刑事犯罪治理賴以適用的非刑罰處罰方法、開放性處遇等較為匱乏；刑事訴訟法中的不起訴制度重點針對的是犯罪的未成年人，速裁程序的適用對象和條件較為嚴苛；監獄法、社區矯正法的規定是針對刑罰設計的，缺乏幫助犯罪人再社會化的專門制度；等等。重罪治理的制度供給有余與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制度供給不足之間，呈現出明顯的失衡狀態，致使法律在應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時力不從心，諸多理念、制度與經驗上的短板逐漸顯現出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輕罪治理的迫切性、必要性與重大性、復雜性等問題隨之出現。可以概括為輕微刑事犯罪案件的總量與占比不斷攀升、治理供需失衡等問題。相應地，已有針對重罪體系的相關治理經驗與理念，也不再必然合理有效。”3.司法上寬嚴兩極分化在司法實踐中，我國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呈現出寬嚴兩極分化的現象。由于立法未能界分重罪和輕微刑事犯罪并構建針對輕微刑事犯罪的治理機制和制度，再加上受傳統的懲罰主義、重刑主義觀念的影響，導致司法對輕微刑事犯罪的制裁往往較為嚴厲。主要表現為輕微刑事犯罪重罰、判處實刑較為普遍、訴前羈押偏高、緩刑適用率偏低等。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就醉駕案件而言，2023年至2024年上半年間，緩刑的適用率呈現降低的趨勢，實刑在醉駕案件中的適用不降反升。”近年來，雖然相關情況有所好轉，但談不上根本性改觀。我國的訴前羈押率雖然從2018年的54.9%降至2021年的42.7%，但比例仍然偏高，其中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占比較大。當然，也有不少地方司法機關對輕微刑事犯罪嘗試多元化的從寬處遇，具體包括輕微刑事犯罪的自訴制度、不起訴制度以及以非刑罰方法替代刑罰處罰等。例如，2022年3月，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檢察院制定了《提升輕罪案件辦理工作質效實施細則（試行）》，明確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案件中，在犯罪嫌疑人自愿的前提下，對其開展以社會公益服務為主要內容的考察，考察結果作為檢察機關對其作出相對不起訴處理的重要考量因素。這些有關從寬處遇的改革措施，雖然對輕微刑事犯罪的寬口徑治理發揮了重要作用，卻也造成不同地域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上的寬嚴兩極化。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司法寬嚴兩極化，會對犯罪治理的公正性與權威性等造成消極影響。（二）我國輕微刑事犯罪治理面臨的現實困境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成為犯罪治理的“主戰場”，使得既有犯罪治理法律體系和機制面臨新挑戰。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刑事執行法等刑事法律之間，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上的不協調問題日益凸顯，極大地限制了司法在規范評價與實現實踐理性上的靈活性與有效性。1.實體供給不足實體供給不足主要是指刑法相關制度和規定等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方面的供給不足。眾所周知，罪與罰以及相關制度的配置是犯罪追訴與實現懲罰現實化的出發點，在犯罪治理的法律機制、制度中居于基礎地位。從現行刑法規定來看，有關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罪刑規定存在諸多不足。主要表現在：首先，未能明確輕微刑事犯罪的概念與對犯罪進行輕重分類。我國刑法至今沒有明確輕微刑事犯罪的概念，導致實務上難以對輕微刑事犯罪加以具體厘定。如果連什么是輕微刑事犯罪都不清楚，自然難以對之進行有效治理。同時，刑法未對犯罪輕重加以類型化，也不利于犯罪的分類治理。“在我國的刑法體系中，并不存在重罪、輕罪、微罪的官方劃分，嚴格意義上也不存在與這幾類犯罪相適應的不同的訴訟程序。這與域外存在重大的差別。”此外，刑法對犯罪輕重缺乏界定，還會進一步導致刑事程序法、刑事執行法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程序與執行機制上缺乏層級化、協同化，影響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其次，缺乏針對性的制裁體系和方法。我國刑法規定的制裁體系和方法是其頒行時確立的。“盡管經過40余年的發展演變，我國刑法制裁體系的基本框架并未有實質性變化，仍然保留初始時的主要特征。”當時犯罪治理的重點是以嚴重暴力犯罪、惡性犯罪等的治理為主，這使得刑法制裁體系基本上立足于重罪，以刑罰及其運用為核心。例如，我國刑法總則第一至五章分別規定“刑法的任務、基本原則和適用范圍”“犯罪”“刑罰”“刑罰的具體運用”和“其他規定”，其中的“刑罰”“刑罰的具體運用”無疑是針對重罪設置的，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對輕微刑事犯罪并非必須適用刑罰。此外，刑法制裁制度也突出刑罰的主導，無論是緩刑制度、累犯制度等刑罰裁量制度，還是減刑制度、假釋制度等刑罰執行制度，都是建立在判處刑罰的基礎上。再加上以刑罰適用為主導的制裁方法與制度具有重刑化、封閉性等特點，不符合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所追求的法律后果輕緩化、多元化以及開放化等需要，不利于實現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再次，保障性制度與輕微刑事犯罪的犯罪人幫扶制度匱缺。輕微刑事犯罪與重罪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社會危害較小、處罰較輕，犯罪人通常在短時間內會面臨再社會化，需要刑法規定去犯罪“標簽化”的保障性制度，以使犯罪人順利重返社會。然而，我國刑法注重的是“入罪”的懲罰性制度（如累犯制度等）的配置，而忽視“出罪”的保障性制度（如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復權制度等）的配置，這也是《決定》為什么要建立輕微刑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重要原因。保障性制度的匱缺導致犯罪人被貼上犯罪標簽容易而去犯罪標簽難，造成輕微刑事犯罪的犯罪人刑滿釋放后長期面臨犯罪“標簽化”的困擾，乃至于難以順利重返社會，嚴重影響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最后，刑法的某些具體規定也制約了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例如，《刑法》第63條第2款對適用酌定減輕處罰進行了嚴格限制，即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且須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造成酌定減輕處罰適用率極低。有學者統計，1997年至2019年，層報核準的樣本有260個，被核準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有65個，只占總比的25%，也即平均每年僅約3個被告人被核準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嚴苛限制減輕處罰的適用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尤為不利。這是因為，絕大多數犯罪附隨后果的適用是以判處刑事處罰為前提的，如果判處非刑罰處罰或者定罪不處罰，就意味著輕微刑事犯罪的犯罪人能避免大多數犯罪附隨后果的適用，這無疑有利于其再社會化。然而，由于輕微刑事犯罪一般只有一個法定刑幅度，酌定減輕處罰適用率極低意味著對輕微刑事犯罪減輕處罰、判處非刑罰處罰或者定罪不處罰等的概率極低，這顯然不利于消除犯罪附隨后果的影響，也無助于實現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2.程序運用過剩刑事訴訟是司法機關按照法定程序辦理刑事案件的活動，是犯罪治理的“晴雨表”，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近年來，我國輕微刑事犯罪訴訟中存在不少問題，反映出輕微刑事犯罪多發高發對我國刑事訴訟體系，尤其是基層刑事訴訟活動形成的挑戰。對于輕微刑事犯罪治理而言，刑事程序的運用總體上是過剩的。眾所周知，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與刑法同時頒行，也是建立在輕微刑事犯罪與重罪未界分的基礎上的。其所秉承的訴訟理念與刑法頒行時重罪重刑理念具有關聯性，具體表現在其所確立的“直筒式”刑事司法體制上，“直筒式”刑事司法體制強調對犯罪的追責與懲處，犯罪嫌疑人一旦進入刑事訴訟程序，通常就意味著將被定罪和追究刑事責任，解脫出來的機率很小。而且，我國的刑事訴訟構造一定程度上屬于“流水作業式”的構造，追訴和入罪的比率明顯較高。近年來，盡管刑事訴訟法多次修改，諸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等的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對犯罪的追責與懲處色彩。但是，針對犯罪所設置的刑事司法體制和訴訟構造并未完全“脫胎換骨”。有學者指出，現行刑事訴訟在構造上對輕微刑事犯罪案件的程序過濾功能沒有實現，在縱向上表現得過于冗長，在橫向上又表現得過于單一，無法實現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快速處理的效率要求，還會因“程序過剩”造成大量案件積壓，浪費司法資源。在強制措施的適用上也是如此，“在中國司法實踐中，不僅對輕罪廣泛適用羈押性強制措施，而且對于輕罪與重罪適用相同的羈押期限，輕罪的羈押期限普遍呈現與其自身罪行相比明顯不相適宜的過長問題，嚴重的甚至出現刑期倒掛的畸形現象”。可以說，從刑事訴訟法有關審前羈押、強制措施的規定，到酌定不起訴制度、附條件不起訴制度、自訴制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再到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等，均未能充分體現出輕微刑事犯罪訴訟的特別需要，影響了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效率與效果。3.執行模式單一目前，我國有關犯罪處遇執行的法律主要有兩部，即《監獄法》和《社區矯正法》。《監獄法》于1994年頒布并于2012年修改，在犯罪治理方面與其頒布時的《刑法》《刑事訴訟法》基本上一脈相承，即立足于監禁刑且不區分犯罪輕重，規定相對單一的執行體制機制。例如，根據《監獄法》第15條規定，對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應當收監執行刑罰，若罪犯在被交付執行刑罰前剩余刑期在三個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為執行。又如，《監獄法》第39條第2款規定：“監獄根據罪犯的犯罪類型、刑罰種類、刑期、改造表現等情況，對罪犯實行分別關押，采取不同方式管理”。刑罰執行不區分犯罪輕重以及刑罰執行的單一化體制，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較為不利。《社區矯正法》于2019年底頒布，但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加功作用較小。根據《社區矯正法》第2條規定，社區矯正的對象是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其中，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作為刑罰執行制度，并不區分輕微刑事犯罪與重罪。真正對輕微刑事犯罪處罰有直接影響的是管制和宣告緩刑。但問題在于，我國每年判處管制的人數與緩刑適用率并不高，在輕微刑事犯罪所判處遇中占比并不大。例如，2022年我國判處管制的罪犯只有2441人。而根據2014—2022年的《中國法律年鑒》以及2023年發布的《2022年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公報》的數據推算，2013—2022年緩刑適用率大約維持在30%左右。就管制和緩刑而言，較低的判罰人數與適用率，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發揮的作用無疑是十分有限的。4.不同法律之間缺乏協同化（1）刑事法律之間的不協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是犯罪治理的起點，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中處于核心地位，但兩者之間的不協調是客觀存在的。例如，由于刑法未對犯罪加以輕重界分與類型化，導致刑事訴訟法對適用不同訴訟程序的案件難以通過輕重不同的犯罪來界分。以速裁程序和簡易程序為例，刑事訴訟法規定兩者適用的案件分別是“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和“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兩類案件實質上存在交叉。而且，兩種程序的適用條件也大同小異。這樣的規定使得兩種程序在適用上存在界限不清、層級不明現象，影響刑事案件的繁簡分流。又如，刑法總則將“非刑罰性處置措施”規定在“刑罰”一章中，且內容較為簡單，不利于輕微刑事犯罪處遇在程序上的有效展開與司法運用。此外，由于刑法缺乏開放性處遇規定，也會影響司法對輕微刑事犯罪的多元化處理。刑法、刑事訴訟法與刑事執行法之間也存在犯罪治理上的不協調。以社區矯正為例，《刑法》第38、76、85條，《刑事訴訟法》第269條以及《監獄法》第27條均規定了社區矯正。問題在于，社區矯正適用的對象應是受到開放性處遇的罪犯，而刑法規定的開放性處遇較少，刑事訴訟中對輕微刑事犯罪判處開放性處遇的人數也不多，導致社區矯正法的適用大打折扣。又如，刑事訴訟法對犯輕微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規定了附條件不起訴及考驗期，這樣的處遇完全可以納入社區矯正的范圍，但社區矯正法并未對之作出規定。就社區矯正本身而言，由于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社區矯正法等的規定較為原則、概括，缺乏具體的配套措施和協調一致的適用機制，難免會導致幫教功能弱化、法律監督不到位以及社會接受度低等問題，影響輕微刑事犯罪罪犯的社區矯正效果。（2）刑事法律與非刑事法律之間的不協調如前所述，犯罪附隨后果會對犯罪人再社會化造成嚴重影響，成為影響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刑法的相關規定與刑法之外的犯罪附隨后果制度在功能與作用上存在實質性差異，導致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上出現不協調。以職業禁止為例，犯罪附隨后果制度大多是對從業資格或資質的限制。例如，《公務員法》第26條規定，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不得錄用為公務員。然而，《刑法》第37條之一對職業禁止制度的規定與犯罪附隨后果制度存在很大差異。具體而言，刑法對職業禁止的適用規定了嚴格的限制條件，如所禁止從事的是與犯罪所依托的職業相關的職業，由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判處，期限為3年至5年。犯罪附隨后果制度則對犯罪人曾經依托的職業并無要求，也無需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需要，而是自動適用且往往沒有期限限制。這種不協調將造成職業禁止競合適用的沖突，不利于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綜上所述，從犯罪治理效果的角度來看，我國有關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刑事法律規范還有諸多不足，不同刑事法律規范之間仍然存在“各自為政”現象，并未做到協調一致、有機統一，在整體性、協同化上還需要進一步優化。立足于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規范體系，需要對相關法律機制、制度以及規定等加以革新和完善，使不同刑事法律規范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上互補互濟、協調一致。

三、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時代要求與理念轉換新時代犯罪治理的基本要求是實現犯罪治理現代化，并要求犯罪治理機制和制度實現現代化轉型。相應地，刑事法律制度及規定需要迎合時代需要，由個別化的犯罪治理模式轉向一體化的犯罪治理模式，由治罪轉向治罪與治理兼顧。犯罪治理現代化與犯罪治理模式的轉變，必然要求犯罪治理在理念上實現根本性轉換。（一）犯罪治理現代化與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協同化犯罪有其發生、發展的外因與內因，其治理是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站在犯罪治理現代化的高度采取針對性策略。近些年來，國家大力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犯罪治理現代化無疑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未來我國犯罪治理的基本目標和方向。與國家治理相適應，現代犯罪治理也應當不斷構建新的刑事治理體制機制，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規定，實現犯罪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不斷強化對犯罪的源頭治理、系統治理與綜合治理。當前，我國刑事犯罪的犯罪結構與類型、發案特點等發生顯著變化，輕微刑事犯罪數量與發案率占比達到80%以上，這就決定了我國犯罪治理現代化的重中之重是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現代化。“隨著我國犯罪結構的變化，尤其是輕微刑事犯罪案件的大幅上升，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己經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法治現代化亟需解決的課題。”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現代化要求在體制機制以及制度設計上實現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協同化，其核心內容是健全一體化、協調化的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機制和制度，把輕微刑事犯罪治理落實到相關法律領域和各個環節。以往，我國有關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不同刑事法律制度之間以及各刑事法律內部存在“各自為政”現象，法律修改也是局部性與個別化調整，整體性和協同化完善不足，導致刑事法律制度內部以及相互之間存在脫節現象。刑事立法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協同化上的不足，必然會波及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刑事司法與實踐應對，進而影響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決定》提出建立輕微刑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無疑為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協同化奠定了政策基礎。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協同化的主要目標在于，圍繞處遇輕緩化和犯罪人再社會化，不斷提升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效率和效果，構建相輔相成、互補互濟的刑事法律機制和制度。這需要立足于刑事實體法、刑事程序法以及刑事執行法等，構建從立法到司法再到執行的一體化、協同化的刑事法律制度體系。（二）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時代要求新時代的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以現代化與協同化為指引，重在促進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優化治理效果。這需要從整體上考慮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從協同化的角度來審視法律機制和制度，充分重視犯罪人的再社會化，對輕微刑事犯罪的處罰做到寬嚴相濟。1.治理效果相統一無論何種犯罪，對其治理的終極目標都是效果最佳化。一般來說，犯罪治理效果包括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要盡可能實現三大效果的統一。“在司法治理改革領域，20世紀末，中國的司法改革曾強調以專業化為改革方向，進入21世紀以后，司法權根據社會治理需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其中最為顯著的特征即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并重，政治效果、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并重，如近年來推行的‘馬錫五審判方式’‘楓橋經驗’、一站式多元糾紛解決方案等。”只有實現三大效果相統一，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最佳化才有保證。一直以來，司法機關對于犯罪具有明顯的控訴主義、懲罰主義傾向，比較關注犯罪治理的法律效果，甚至不顧案件實際情況，按照司法解釋對案件進行處理，不顧及對案件應有的實質正義審查，這是機械、僵化司法的典型表現。機械、僵化的司法裁判對輕微刑事犯罪的犯罪人尤為不利，因為他們可能會因輕微危害行為而終生飽受犯罪標簽化、污名化之苦。司法裁判需要堅持規范理性，也應顧及實踐理性，后者能充分彰顯司法的溫情與溫度，有助于實現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政治效果與社會效果。總之，輕微刑事犯罪治理需要立足于法律效果，也要充分考慮政治效果與社會效果，只有促進三大效果有機統一，才能實現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最佳化。2.法律機制相協調在犯罪治理上，輕微刑事犯罪與重罪有所不同。重罪因社會危害性嚴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大，需要接受較重的處罰和經過較長時間的懲罰性教育改造，加之重罪的比例較低，因而其治理機制可以相對嚴苛。輕微刑事犯罪則不然，其社會危害性較輕、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較小且很快會面臨重返社會的問題，加之輕微刑事犯罪的數量龐大、占比高，難以一罰了之，故而其治理機制往往更復雜、要求也更高。“不同于重罪案件，輕微罪本身危害較小、罪責更輕，犯罪人認罪悔過可能性較大、再次犯罪概率偏低、重新融入社會較快，社會關系較好修復，因而，對輕微刑事犯罪應采用符合其特點的特殊策略、治理方式和體制機制。”然而，我國刑事法律中的犯罪治理機制是以重罪治理為基礎構建的，導致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法律機制像重罪那樣直筒化、扁平化，刑事法律之間缺乏應有的聯動與協調，沒有體現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所要求的靈活性、多樣性，不利于實現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事實上，不同法律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應當發揮不同的功能，且應當相輔相成、協調一致。例如，在刑法中，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機制涉及輕微刑事犯罪的入罪與出罪機制、犯罪輕重分類機制、刑法制裁方法機制、刑法制裁制度機制等；刑事訴訟法中的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機制應當承接刑法規定，構建輕微刑事犯罪繁簡分流機制、輕重分離機制、輕微刑事犯罪不起訴機制以及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等；在刑事執行法中，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機制包括執行效果評估機制、執行差異化機制、執行監督機制以及社會救助機制等。近年來，司法機關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上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機制。然而，司法的積極作為并不能替代立法規定，新時代的輕微刑事犯罪治理肩負著現代化與協同化的使命，需要相關法律機制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動與協調關系。3.犯罪化與再社會化相結合盡管學界對積極刑法觀主導下的新罪增設存在分歧，但犯罪圈的不斷擴張和犯罪化趨勢的確立是不爭事實。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人們的利益只會越來越多，原本不被認為是利益或者不被侵害的利益，現在成為重要利益且受到嚴重侵害，原本輕微的法益侵害會演變為嚴重的法益侵害，日益增加的刑法保護法益，是增設新罪的最重要理由。與犯罪化相對應的，是有關非犯罪化的問題。非犯罪化有三種不同的含義：一是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即將不應給予刑法制裁的行為從刑法中去除。若某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降低且失去嚇阻功能，便成為應予廢除的象征性犯罪。二是司法的非犯罪化，即司法將不應給予刑法制裁的行為作非罪處理。三是社會的非犯罪化，即通過對犯罪人去標簽化、去污名化使其因犯罪而受限制的權利得到恢復。輕微刑事犯罪時代非犯罪化最受關注的問題當屬社會的非犯罪化，其與犯罪人的再社會化可謂一體兩面。在我國，限制有犯罪前科者的權利或資質的犯罪附隨后果，其嚴厲性甚至遠超因輕微刑事犯罪所受的刑罰，對犯罪人的再社會化造成嚴重障礙。犯罪人的再社會化難，是單向犯罪化導致的消極后果。可見，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主要問題不在于犯罪化傾向，而在于犯罪人的再社會化障礙。只有將犯罪化與再社會化有機結合起來，維系“入罪”與“出罪”的平衡，才能更好地兼顧刑法的社會秩序維護機能與人權保障機能。4.寬嚴相濟自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后，寬嚴相濟便替代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成為指導刑事立法與司法的基本刑事政策。刑事政策由強調“懲辦”到側重“寬”，標志著我國在犯罪治理上發生重大轉變。“寬嚴相濟”要求對刑事犯罪分輕重區別對待，做到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中有嚴、嚴中有寬，處罰輕重適宜。其中，“寬”強調的是對輕微刑事犯罪的從寬處罰，“嚴”強調的是對嚴重犯罪的從嚴處罰。“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刑事犯罪，堅決依法從嚴打擊；對輕微刑事案件依法從寬處理。”新時代的寬嚴相濟應當以人民為中心，重在保護人民的權益和保障人權。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上，寬嚴相濟要求法律保持應有的克制和理性，避免對輕微刑事犯罪施加過限懲罰和延伸制裁。據此，刑法應增加非刑罰化的處遇以實現制裁方法多樣化，刑事訴訟法應當構建系統的非訴化機制以避免訴訟過度化，刑事執行法則應盡可能增加開放性的執行方法和措施。總之，寬嚴相濟之“從寬處罰”應當被賦予更豐富、更具時代性的內涵，要在處罰的機制、制度、方法以及措施等方面實現多元化與層級化，不能局限于以刑罰為主的犯罪法律后果，以適應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需要。（三）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理念轉換重罪因其嚴重社會危害性需要接受嚴重懲罰，諸如生命刑、無期徒刑等主要針對重罪設置。輕微刑事犯罪則不然，行為的客觀危害性與行為人的主觀惡性都相對輕微。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不能單靠刑事手段，而是需要轉變犯罪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1.由懲罰主義轉向預防主義刑法頒行之時，明確規定“依照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表明在犯罪治理上以懲罰主義為主導。懲罰主義強調刑罰權的作用，在犯罪治理上側重懲罰的嚴厲性與威懾性，典型表現便是重罪重刑，在刑事政策上倡導通過“嚴打”來維護轉型時期的社會穩定與治安秩序。不可否認，奉行懲罰主義在當時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其溢出效應也非常明顯，波及刑事訴訟法、刑事執行法等，且至今依舊在立法、司法以及實踐中發揮影響力。隨著輕微刑事犯罪日益增多，懲罰主義在給司法機關帶來沉重辦案壓力的同時，也對輕微刑事犯罪人的再社會化造成嚴重障礙。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由懲罰主義轉向預防主義，意味著要重視矯正與預防，盡可能消除輕微刑事犯罪人的再社會化障礙。犯罪治理不只是依靠刑罰，而應做到刑罰與非刑罰處罰、定罪免刑以及不起訴等并重，實現懲罰性與保障性兼顧。辦理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則要“跳出案件看案件”，從社會治理的視域審視刑事司法功能。預防主義要求訴訟程序有類型化、層級化的設計，以充分實現司法公正和提高訴訟效率。在刑事執行上則注重效果，為犯罪人的順利再社會化奠定堅實基礎。當然，以預防主義為主導并非忽視懲罰與威懾，而是應將其限定在必要、恰當的范圍內。2.由重刑主義轉向功能主義“重刑主義”具有多重含義，其核心在于重視嚴刑峻法對犯罪的震懾、威嚇作用。“‘重刑主義’不僅表現為量刑上的重刑重罰化，也表現為罪名選擇上的重罪化，作為一種刑法觀念的刻畫，它是指立法或司法上對刑法作用的過分重視或依賴。”當下，我國刑法結構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又嚴又厲的特征，與新時代所期待的犯罪結構并不相稱。刑事司法也是如此，其運行機制整體上仍偏向追訴犯罪，彌漫著比較濃厚的犯罪追訴思維。具體表現為過度倚重有期徒刑、緩刑適用率低、罰金刑功能失范以及坦白情節的從輕功能被擱置等。經驗表明，重刑化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輕微刑事犯罪多發背景下，犯罪治理應由重刑主義轉向功能主義，具體要做到以憲法為根基，強調實質正義與法律的適應性，倡導法律應更加主動地應對現實中的犯罪治理需求。功能主義主張輕微刑事犯罪治理與刑事政策協同，使犯罪治理更具靈活性與可操作性，并對不同刑事法律提出不同要求。根據功能主義的犯罪治理觀，刑事法律是一種獨特的制度體系而非一種抽象的理想，需要以刑事法治為立足點審視已有的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機制與模式的缺陷，并根據治理需要調整制度安排，消解規范與實踐的沖突。功能主義要求立法與司法立足于公共目的，眷顧弱勢群體的利益，維護司法的公平公正，使規范理性與實踐理性有機結合。3.結果正義與分配正義兼顧結果正義通常以犯罪及其危害后果為處罰根據，注重對罪犯的報應與制裁。為了追求結果正義，刑法的犯罪法律后果體系和結構往往突出刑罰的主導地位，刑事訴訟也通常圍繞著起訴法定主義與積極控訴展開，體現了懲罰主義、工具主義。傳統刑法崇尚結果正義，難免會削弱當事人權利和需要。“傳統刑法不關心受害者的需要，而只注重對罪犯的制裁。”與結果正義不同，分配正義以社會合作與社會制度的分配為基礎構建對犯罪的制裁與保障體系，強調刑事參與主體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分配正義并非不重視結果正義，只是不以刑罰權行使與結果正義為主導，而重視維護弱勢地位當事人的利益，不過于追求有關罪責刑的抽象哲理論證，而主張通過分工合作與制度建設來實現犯罪治理效果，這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尤為重要。“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要求能夠做到輕罪與重罪的區別對待，所以在輕罪體系建構過程中應當在具體配套制度方面予以進一步完善。”分配正義將權利保護與人權保障提至新高度，這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相一致。因此，新時代的輕微刑事犯罪治理需要兼顧結果正義與分配正義，通過適當的社會合作與社會制度分配來平衡權力行使與權益保護、權利與義務的關系。4.治罪與治理并重傳統犯罪治理傾向于就罪論罪，往往借助嚴刑峻法以及積極的控訴來制裁犯罪人，體現的是鮮明的治罪理念。重罪不但社會危害嚴重，而且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較大，強調治罪有其合理性。輕微刑事犯罪則不然，對之嚴厲制裁很容易導致處罰過限或者程序過剩，嚴重影響犯罪人的再社會化。“在重打擊報應、輕預防教育的傳統治罪方式和固有思維模式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大量犯罪化處理和附隨后果滋生的‘犯罪次生災害’‘隱形懲罰措施’，難以平衡輕微刑事犯罪與刑罰的關系，導致罪責刑不相適應，對輕罪‘既嚴又厲’的問題日益凸顯。”當前，受起訴法定主義與傳統重刑思維的影響，辦案人員在運用不起訴權與非刑罰處罰措施上仍然有所顧慮，存在一定的有罪必訴的傾向。在輕微刑事犯罪多發的背景下，犯罪治理理念應當適時轉型，即由治罪轉向治罪與治理并重。治罪與治理并重要求立法與司法不再奉行刑罰中心主義，轉變“有罪必罰”“有罪必刑”“有罪必訴”等思維觀念，做到社會秩序維護與人權保障并重且以人權保障為基礎，構建有利于犯罪人再社會化的制度體系。對于刑法而言，不但要對犯罪加以輕重分類，還應完善罪責結構與罪刑關系，使犯罪法律后果體系層級化、刑法制裁方法多元化。刑事訴訟法也應該積極響應，構建適用于輕微刑事犯罪的訴訟制度或者模式。正如有學者所言：“構建中國特色的輕罪治理體系，必須堅持治罪與治理并重、實體治理和程序治理并重，重視程序法的獨立價值，啟動程序法的積極響應，發揮程序法的能動作用。”

四、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規范路徑及其優化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應當以時代要求為導向，轉換犯罪治理理念，通過對刑事法律和其他法律加以整體化、協調化考量，進一步提升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效率與效果。（一）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實體法路徑及其優化刑法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法律體系中居于基礎地位，其規定會直接影響刑事訴訟法與刑事執行法的規定。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上，現行刑法的諸多規定給刑事訴訟與刑事執行帶來消極影響，需要加以進一步優化。1.犯罪輕重類型化與明確輕微刑事犯罪的含義犯罪輕重之別揭示了不同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與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的差異，是對不同犯罪分而治之與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協同化的前提和基礎。許多國家的刑法對犯罪進行了輕重分類，并規定了輕微刑事犯罪、重罪等的含義。由于我國刑法未對犯罪進行輕重界定，致使理論上出現分歧，主要有宣告刑說與法定刑說。法定刑說處于相對有力地位。應當說，宣告刑作為確定處罰，能使輕微刑事犯罪范疇確定化、個別化，進而使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對象具體化且具有可操作性。但是，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對象不應局限于確定化、個別化的罪行及犯罪人，還應包括可能的、潛在的罪行及犯罪人，否則將削弱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預防性與功能性。因此，輕重犯罪的劃分標準一般應以法定刑為主、宣告刑為輔。至于犯罪輕重分類，理論上主要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筆者認為，我國犯罪的輕重分類應采取三分法，即將犯罪分為重罪、輕罪與微罪。一方面，《決定》提出建立輕微刑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其中的“輕微刑事犯罪”應包括輕罪和微罪；另一方面，如果將犯罪分為微罪、輕罪與重罪，就能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速裁程序、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相呼應，使不同訴訟程序的適用對象界限分明。此外，由于我國每年生效判決所認定的罪犯數量龐大，將重罪以下的犯罪進一步劃分為輕罪和微罪有利于犯罪治理精細化。至于犯罪輕重劃分的具體標準，學界主要有有期徒刑“1年”“3年”“5年”以及“10年”等不同觀點。近年來，以3年有期徒刑作為犯罪輕重的劃分標準得到了更多的肯定。筆者贊同以3年有期徒刑作為輕罪與重罪的劃分標準，以1年有期徒刑作為微罪與輕罪的界分標準，即法定刑超過3年有期徒刑的為重罪，法定刑超過1年且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為輕罪，法定刑為1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為微罪。2.犯罪法律后果體系的層級化與多元化犯罪現象、犯罪人的多樣化，要求刑罰及以處遇為目的的處分也應該實現多樣化。我國現行犯罪法律后果體系和制裁方法基本上以刑罰為核心，缺乏類型化與層級化。為適應輕微刑事犯罪治理需要，需要補充、增設輕緩化處遇，使犯罪的法律后果體系實現層級化和多元化，構建由刑罰、非刑罰制裁措施與定罪免罰（包括不起訴）組成的三位一體的多元化犯罪法律后果體系。其中，健全非刑罰制裁措施與定罪免罰（包括不起訴）處遇，是實現刑事處遇輕緩化的關鍵。不少學者主張借鑒域外經驗增設多樣的輕微刑罰，如資格刑、社區服務等，從而建立多樣化、輕緩化的刑罰處遇體系。筆者認為，鑒于大多數犯罪附隨后果的適用以判處刑罰為前提，而犯罪附隨后果是影響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刑罰體系內優化刑法制裁方法無助于限制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適用，因而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影響不大。只有將社區服務、公益勞動以及和解性補償等規定為非刑罰處罰措施而非刑罰，才能更好地實現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3.構建保障性制度體系“入罪”是一種犯罪身份的確認，能帶來犯罪標簽化、污名化效應，與“入罪”有關的制度可謂之懲罰性制度。相應地，若刑滿釋放或者被赦免需要“出罪”，也應規定去除犯罪標簽化、污名化的制度，可謂之保障性制度。國家不能僅滿足對犯罪者的處罰，還必須考慮犯罪者在刑滿釋放后能夠在社會上重新找到合適位置，通過實際幫助可以實現這一目的，通過法律措施同樣能實現這一目的。可見，刑法中的保障性制度與懲罰性制度是相輔相成的。遺憾的是，從我國刑法規定來看，以“出罪”為核心的保障性制度相對匱乏。《決定》提出要建立的輕微刑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就屬于去犯罪標簽化的保障性制度，這無疑為保障性制度的構建奠定了基礎。在刑法中構建保障性制度應力求體系化、協同化。具體來說，保障性制度在內容上應包括犯罪記錄制度、前科消滅制度和復權制度。犯罪記錄制度是基礎，前科消滅制度是保證，復權制度是核心，三者協調一致才能有效消除犯罪人的權利和資質被肆意禁止、限制和剝奪的現象。同時，以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為基礎構建犯罪記錄制度體系，在內容上具體包括犯罪記錄報告制度、犯罪記錄查詢制度、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以及犯罪記錄消除制度等，它們之間相輔相成、有機統一。（二）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程序法路徑及其優化刑事程序法與刑事實體法相輔相成、互補互濟，對實現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舉足輕重。合理的程序設計與規制既能為刑法適用提供保障，又能節省司法成本、提高輕微刑事犯罪的治理效率，還能助益于犯罪人的再社會化。1.充分吸納“漏斗式”刑事司法機制的有益之處我國刑事司法機制屬于“直筒式”，刑事訴訟側重追訴職能的實現，犯罪嫌疑人進入刑事司法程序通常面臨著被定罪和追究刑事責任的結果，脫離于犯罪之外的機會很小。與之相對的是“漏斗式”刑事司法機制，這種機制以恢復性司法理念為指導，肩負著懲罰與保障雙重職能，注重刑事訴訟參與主體權利與義務的合理分配。對于輕微刑事犯罪治理而言，需要吸收“漏斗式”刑事司法機制的可取之處，探索配套的訴訟程序并將其納入輕微刑事犯罪制度體系中，這既是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司法處理的實然需求使然，也是輕微刑事犯罪制度體系完善的應然需求使然。輕微刑事犯罪的性質與社會危害決定了需要強化刑事訴訟參與主體的合作，通過繁簡分流、輕重分離的機制平衡訴訟主體的權利與義務，尋求不同訴訟主體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這種合作型訴訟模式既能維護被害人權益，又能維護犯罪人權利，能更好地提高犯罪治理的效率與效果，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意義重大。2.訴訟程序的簡練化與精確化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上相對過剩，需要對相關程序機制加以適當的改進和完善。通過簡練化、精確化的程序，使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更具有針對性與可操作性，進而大大提高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效率和效果。（1）輕微刑事犯罪羈押制度的改進我國刑事訴訟法對羈押制度的規定相對籠統、概括，在應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上面臨不少挑戰。例如，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拘留和逮捕的適用范圍較大，適用條件較為寬松，導致司法實踐中未決羈押、超期羈押、錯誤羈押以及不當羈押等現象屢見不鮮。“我國強制措施制度存在著一些致命的缺陷，造成過高的未決羈押率，也帶來過長的未決羈押期限。”適應輕微刑事犯罪治理需要，應當改革和完善現行羈押制度，進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和節省司法成本。具體做法是，改變當前羈押制度概括適用的做法，允許以非羈押性措施替代羈押，使司法機關對于輕微刑事犯罪的被追訴人是否羈押具有選擇權。對于犯微罪可能判處1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被追訴人，原則上應當采取非羈押措施，以減少或避免未決羈押、超期羈押等現象的滋生。對于犯輕罪可能判處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追訴人，可以采取非羈押措施，以避免錯誤羈押、不當羈押的發生。對于采取羈押措施的，應進一步明確條件和期限，以避免羈押制度的濫用。（2）輕微刑事犯罪不起訴制度的革新不起訴制度對于實現繁簡分流、提高司法效率和節省司法成本具有顯著功效，是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協同化的重要環節。特別是對于微罪來說，通過在較早階段使不值得處罰的輕微案件從程序中脫離，能防止將行為人貼上犯罪人標簽，同時還可以提高處理案件的效率。就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來看，雖然存在像酌定不起訴制度和附條件不起訴制度這樣具有分流功能的訴訟制度，但這些制度本身并未成熟、協同，談不上確立了審前程序分流機制。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看，酌定不起訴制度的適用條件受到較大限制，不但限縮了其適用范圍，而且導致其適用率偏低。至于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也存在適用條件過嚴、適用范圍過窄等問題。改革和完善酌定不起訴制度，需要取消“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限制，將其適用擴張至情節較輕的輕微刑事犯罪，并規定對諸如單處附加刑、判處短期自由刑等的輕罪或者微罪，綜合犯罪情節和悔改表現等也可以適用酌定不起訴。對于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應取消適用對象為未成年人的限制，將其擴張至成年人。同時，刑事訴訟法規定其適用犯罪為涉嫌刑法分則第四、五、六章規定的輕微刑事犯罪，導致將危險駕駛罪這一輕微刑事犯罪“大戶”排除在外。應當取消犯罪類型限制，將附條件不起訴適用的犯罪擴張至刑法分則規定的所有輕罪和微罪。（3）輕微刑事犯罪速裁程序的優化我國速裁程序采取獨任審判，適用于處罰較輕的案件，審結時間較短，審理過程簡潔高效，被告人很快會面臨再社會化問題。發揮速裁程序的功效對于節省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以及促使犯罪人順利回歸社會具有立竿見影的作用。然而，就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看，速裁程序與簡易程序適用的案件范圍存在明顯的重合，且適用條件也存在不合理之處。例如，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22條規定，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是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且需被告人認罪認罰并同意，這對被告人而言具有一定的強制色彩，不利于速裁程序的適用，限制了其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中的應有作用。基于輕微刑事犯罪治理需要，應從以下方面完善速裁程序：一是厘清其與簡易程序適用案件的界限。具體地說，可將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限定為輕罪案件，將速裁程序適用的案件限定為微罪案件。二是進一步明確速裁程序適用的案件范圍。可以考慮將其適用的案件由“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修改為“可能判處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非刑罰處罰以及免予刑事處罰的案件”。將可能判處非刑罰處罰、免予刑事處罰的案件包含在內，可以避免大多數犯罪附隨后果（以判處刑罰為適用條件）的適用，有利于犯罪人的再社會化。三是修改或刪除不恰當或者限制性的適用條件。適用速裁程序對被告人而言也是一種權利，為了體現速裁程序的權利性，有必要將制約速裁程序適用的某些條件（如認罪認罰、達成調解或者和解協議等）加以修改或刪除。四是細化速裁程序適用的具體條件。相對于重罪案件，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對辦案法官和檢察官的要求在某些方面相對較低（如辦案經驗較少），訴訟程序更為簡化、被告人行使訴訟權利也更少。因此，對某些適用條件作出嚴格限制是必要的。如，可以增加被追訴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全部沒有異議，作為適用速裁程序的條件。如此還有利于將速裁程序和簡易程序區分開來。（4）輕微刑事犯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包括實體與程序的從寬。實體從寬主要指處遇上的從寬，有利于輕微刑事犯罪人的再社會化；程序從寬意味著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適用更為簡明、迅捷、高效的訴訟程序，以求提高司法效率和節省司法成本。就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來看，在偵查、審查起訴以及審判階段存在協商規范供給缺漏、協商籌碼不足以及程序保障機制不完善等問題。在司法實踐中，程序選擇差別較大的法院之間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的案件類型并無繁簡差別，有的基層法院則對所有認罪認罰案件均未適用速裁程序。這些現象無疑會影響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立足于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協同化需要，應從以下方面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其一，明確規定在輕罪案件中認罪認罰應當適用簡易程序，在微罪案件中認罪認罰應當適用速裁程序。其二，對認罪認罰適用速裁程序作出排除性限制。在這方面英美法系國家就有類似做法，如要求被告人沒有重罪前科，沒有面臨多項輕微刑事犯罪指控，沒有拒捕等。在我國，如果被告人是累犯或有重罪前科，或多次實施犯罪主觀惡性大，或存在拒捕等情況，可規定即使認罪認罰也不能適用速裁程序。（三）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刑事執行法路徑及其優化《決定》強調要健全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這表明執行權同樣重要。適應犯罪輕重不同及其處遇多元化與層級化需要，刑事執行也應及時轉型，改變以監禁刑為主的傳統執行模式。1.刑事執行的一體化與差異化我國刑事執行主要針對監禁刑，非監禁刑的執行相對薄弱。“我國目前尚沒有建立專門的非監禁刑執行系統，也沒有形成類似于西方的緩刑官、假釋官那樣專業化的社區刑罰執行隊伍，這大大地影響了非監禁刑的行刑質量。”《社區矯正法》頒行后，社區矯正適用的處遇除管制是非監禁刑外，緩刑、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均涉及監禁刑，這使得非監禁刑的執行在本質上并無改觀。非監禁刑尚且如此，更毋庸說非刑罰處罰、免予刑事處罰的執行。刑事執行的優化方向是建立集監禁刑、非監禁刑、非刑罰處罰以及免予刑事處罰執行于一體，同時又能實現差異化的刑事執行機制。相比之下，構建非監禁刑、非刑罰處罰以及免予刑事處罰等的執行機制和制度更為迫切。2.非刑罰處遇執行規范化非刑罰處遇主要包括非刑罰處罰、免予刑事處罰以及不起訴等。《刑法》第37條對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以及免予刑事處罰作了規定，同時還規定了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刑法》第37條之一第2款規定了被禁止從事相關職業的人違反人民法院依照該條第1款規定作出的決定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處罰。在具體執行時，對于責令具結悔過、被禁止從事相關職業的人違反人民法院決定以及其他非刑罰處罰處遇的執行，并無法律對其加以規范化。司法實踐中有地方適用的社會公益服務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同樣如此，因缺乏專門化與專業化的執行機制或制度，檢察機關在當事人不配合執行要求的情況下束手無策。如，對于行為人怠于或者拒絕從事公益勞動的缺乏相應的執行約束與反制機制，這難免會影響附條件不起訴適用與執行的一致性與權威性，進而波及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因此，需要對輕微刑事犯罪廣為適用的非刑罰處遇的執行予以規范化。3.社區矯正制度的優化站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協同化的立場，《社區矯正法》需要優化的地方主要包括：一是擴大社區矯正適用對象的范圍。社區矯正適用的開放性刑種僅限于管制，大大限制了其適用范圍，對于輕微刑事犯罪的執行尤為不利。因此，除了將被判處非監禁刑的罪犯納入其中外，還應將被判處非刑罰處罰、免予刑事處罰以及不起訴的人員納入社區矯正的范圍。二是構建一體兩翼的社區矯正管理體系。根據《社區矯正法》第8-13條規定，主管、統籌協調和指導、具體實施以及可以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機構和個人，分別是司法行政部門、社區矯正委員會、社區矯正機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以及社會工作者。盡管社區矯正的參與體系多元化、參與主體多樣化，卻也存在參與主體之間權責界限不清的現象。基于輕微刑事犯罪治理需要，應當區分被判處刑罰的罪犯與被判處非刑罰處遇的罪犯，并構建不同的社區矯正體系，形成一體兩翼的社區矯正模式。其中，被判處刑罰的罪犯的社區矯正由司法行政部門主導，被判處非刑罰處遇的罪犯的社區矯正由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主導，這樣既有利于社區與監獄工作的協調，也有助于發動社區群眾參與非刑罰處遇的執行。三是組建專門警力協助社區矯正或者賦予社區矯正參與主體執法權。《社區矯正法》并沒有賦予社區矯正者警察身份，大大削弱了社區矯正的執行力度與效果。為了保障社區矯正的執行力度與效果，有必要組建專門警力派駐社區協助社區矯正工作，或者賦予社區矯正參與主體一定的強制執法權。4.強化對社區矯正的監督刑事執行權不僅包括將法院的生效刑事裁判、決定或禁止令等所確定的內容付諸實施過程中所擁有的職責權限，還包括執行變更權、執行指揮權和執行監督權。對于社區矯正而言，適當監督有助于維護執行公正和實現執行效果。無論是附條件不起訴所要求的參與社區公益勞動、交通執勤等，還是免予刑事處罰罪犯的實踐表現，都需要接受一定的監督以確保執行效果，使輕微刑事犯罪治理落到實處。由于社區矯正涉及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等切身權益，為了防止濫用刑事執行權，需要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強化對社區矯正的監督，可由具有法律監督權的檢察機關主導公安機關、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門、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等協同，并充分調動社區群眾的參與積極性。同時，還應明確社區矯正的監督方式、監督程序、善后處置措施以及相關配套機制等。（四）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非刑事法路徑及其優化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之政治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更好實現，有賴于刑法之外的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進一步優化。犯罪附隨后果制度會導致輕微刑事犯罪的犯罪人在刑滿釋放后被剝奪、禁止或者限制就業、入學等方面的權利、資質，再加上其是自動適用且大多無條件、期限限制，故遠較輕微刑事犯罪的刑事處罰嚴厲，嚴重影響犯罪人的再社會化。因此，優化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適用是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亟需解決的重要課題之一。學界對優化犯罪附隨后果制度存在不同見解。有學者主張刪除法律、法規中關于犯罪附隨后果的規定，并將犯罪附隨后果變更為刑法上的資格刑內容。有學者立足于合憲性審查，認為可通過“聯合審查”“集中清理”的備案審查方式，對各類犯罪附隨后果作出合憲性調整。第一種觀點的問題在于，規定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法律法規十分龐雜，集中刪除并不現實。至于轉換為資格刑也不合適，因為許多犯罪附隨后果并非剝奪或者限制某種資格。第二種觀點提出的合憲性審查，為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適用提供了實質判斷標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筆者認為，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優化，需要有遠期計劃與近期目標。從長遠來看，應當逐步刪除其他法律、行政法規中不合理的犯罪附隨后果的規定。近期目標是以《決定》強調的“建立輕微刑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為契機，從形式和實質兩個層面來優化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適用。在形式層面，修改和完善刑法關于職業禁止制度的規定，確立刑法中的職業禁止制度優先適用原則，使刑法內外的相關制度實現協調化。同時，應修改刑法規定的職業禁止適用條件，確立刑法上的職業禁止制度優先適用原則，確保刑法內外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適用互相契合。還需要在刑法中構建輕微刑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與復權制度等，以平衡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消極影響。在實質層面，可以考慮在司法實踐中推行和貫徹犯罪附隨后果制度適用的合憲性審查。根據2023年12月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完善和加強備案審查制度的決定》第11條規定，對于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適用，需要審查“采取的措施與其目的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根據比例原則和風險規避理論，適用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關鍵，在于犯罪人對公共安全構成更高風險或者具有特殊的人身風險，否則就不能適用。另外，推行和貫徹合憲性審查需要構建相應的司法救濟制度，即請求司法機關對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適用進行實質審查。因為司法救濟能對抗規范的強制性，即使其他法律、行政法規等對犯罪附隨后果有所規定，也可以通過司法救濟的途徑，甚至借助立法機關的合憲性審查排除不合理的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適用，以有效維護犯罪人的合法權益。

五、結   語刑事法律一體化、協同化是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基礎，刑事法律內外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協調與契合有利于犯罪人順利回歸社會，是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重要內容。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上，立法理當走在司法的前面，為司法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然而，從我國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現狀來看，司法卻走在立法前面，如此雖然能產生一定的實效，但不可避免地會滋生新問題。目前，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立法滯后尤以刑法為甚，完善刑法規定的犯罪法律后果體系等迫在眉睫。除了優化和完善刑事立法外，還應強化司法的作用以及完善被害人權利保護與司法救濟制度。盡管刑事司法在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協同化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這并不代表其沒有提升的空間。充分運用價值判斷和實質解釋，是刑事司法進一步發揮輕微刑事犯罪治理功效的有力保障。司法的價值判斷和實質解釋不充分，罪與非罪、輕微刑事犯罪與重罪的界定以及輕微刑事犯罪的法律后果適用等就會出現背離法律規定以及結果認定不一致等現象，這會影響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此外，輕微刑事犯罪治理的一體化、協同化絕非局限在法律之內，對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幫扶與救助也能發揮明顯作用。建立健全保護機制和體系，幫助犯罪人重新融入社會，能大大減少再犯的可能性。保護被害人權益可以消除犯罪人的再社會化障礙，有助于優化輕微刑事犯罪治理效果。因此，還需要大力規范和完善被害人權利保護制度與司法救濟制度。

作者：彭文華     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證據科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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