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虛構事實待店主交付商品后謊稱未帶錢在回家取錢途中趁店主不備溜走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819號曹海平詐騙案。

【裁判觀點】被害人向被告人交付金飾品的行為屬于詐騙罪中的處分財產行為，被告人的欺騙行為與被害人最終失去財物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在具體案件中，認定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主要考察行為人的行為對危害結果是否起了作用，起了多大作用，是否屬于意外，等等。在詐騙犯罪案件中，行為人的欺騙行為必須與受騙人的財物處分行為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而財物處分行為與被害人財產損害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2.在買賣過程中，行為人采取秘密的欺騙手段，致使被害人對所處分財物的真實重量產生錯誤認識，并進而處分財物，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048號葛玉友等詐騙案。

【裁判觀點】買賣過程中，行為人采取秘密的欺騙手段,致使被害人對所處分財物的真實重量產生錯誤認識,并進而處分財物的行為構成詐騙類犯罪。合同詐騙罪要求行為人必須充分利用合同的簽訂與履行來騙取財物,本案行為人系采用其他詐騙方法騙取對方財物,應當以詐騙罪論處。

3.利用自己準備的特定賭具控制賭博輸贏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837號史興其詐騙案。

【裁判觀點】司法實踐中，根據欺詐行為在犯罪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可以將利用賭博騙取錢財的犯罪行為分為圈套型賭博犯罪和賭博型詐騙犯罪。圈套型賭博犯罪，是指通過采用設置圈套的方式誘騙他人參賭的犯罪，賭博的輸贏主要還是靠行為人掌握的嫻熟的賭博技巧，并且依靠一定偶然性來完成的，行為人并不必然控制賭博輸贏，對此種類型的犯罪行為應當以賭博罪定罪處罰；而賭博型詐騙犯罪又稱為“詐賭”犯罪，行為人在主觀上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客觀上采用了欺詐的手段弄虛作假，支配、控制賭局的輸贏，單方面確定賭博勝敗的結果，使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誤認為自己運氣不佳而“自愿”交付財物給行為人。此種行為屬于以賭博之名，行詐騙之實的行為，實質上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4.設置圈套誘人參賭，以打假牌的方式“贏取”他人錢財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451號黃藝等詐騙案。

【裁判觀點】從整個行為過程看，五被告人通過只贏不輸的所謂賭博形式非法占有他人錢財，賭博行為只是達到非法占有他人錢財目的的手段，其不僅設置圈套誘使他人參賭，而且使用欺詐手段控制輸贏結果，騙取特定被害人的信任使其“自愿”依賭博規則，認賭服輸交付巨額錢財，應當屬于一種以賭博為名實施的詐騙犯罪，完全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

5.設置圈套控制賭博輸贏從中獲取錢財，根據欺騙程度，可成立詐騙罪或者賭博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836號王紅柳、黃葉峰詐騙案。

【裁判觀點】設置圈套控制賭博輸贏并從中獲取錢財的行為符合詐騙的特征設置圈套誘騙他人參賭的行為是構成詐騙罪還是賭博罪，關鍵在于賭博圈套中的欺騙程度。如果行為人僅采取了較為輕微的欺騙行為，賭博輸贏主要是依靠各自運氣、技術，即賭博各方均不能控制、主導賭博輸贏結果，則其行為仍然符合賭博特征，因為賭博在本質上是一種射幸行為，其結果具有偶然性；如果行為人在賭博過程中采取作弊手段控制賭博輸贏，則賭博成了掩蓋事實的手段，該行為本質上符合詐騙的特征。

6.猜配撿拾存折密碼非法提取他人存款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256號程劍詐騙案。

【裁判觀點】猜中他人存折密碼非法提取存款的行為屬于冒用騙取，而非“秘密竊取”，應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7.利用異地消費反饋時差，要求銀行工作人員將款項存入指定貸記卡，當同伙在異地將該貸記卡上的款項刷卡消費完畢，又謊稱存款出錯，要求撤銷該項存款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650號張航軍等詐騙案。

【裁判觀點】就本案而言，認定為詐騙罪還是盜竊罪，關鍵就是看是否存在被害人因受欺騙陷入認識錯誤后主動交付財物的行為。盡管絕大多數情況下受騙人因受騙而交付財物時均認識到所交付的是自己所有或者合法占有的財物，但當行騙人欺騙的內容就是使受騙人認識不到所交付的是本屬于其自己所有或者合法占有的財物時，則沒有必要要求受騙人必須認識到交付給行騙人的財物原本屬于自己所有或者合法占有。在以財物交付行為的有無作為區別詐騙罪與盜竊罪的基本視角時，不能機械理解交付行為本身，還要注重對行為人取得財物的主要手段的整體考察。如果行為人主要是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物的，則應當認定構成詐騙罪；反之，行為人雖然使用了一定欺騙手段，但受騙人并沒有交付財物，行為人主要是以秘密竊取方式取得財物的，則不應認定為詐騙罪，而應認定為盜竊罪。

8.銀行出納員用自制的“高額利率定單”，對外虛構單位內部有高額利率存款的事實，將吸存的親朋好友的現金占為己有，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301號田亞平詐騙案。

【裁判觀點】本案被告人田亞平吸收資金的對象，涉及人數11人，固然眾多，但經查明均是其親朋好友，是向特定的多數人吸收資金，而不是“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不屬于吸收或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另外本案所謂的“高額利率定單”從銀行結算憑證的范圍來看，肯定不屬于委托收款憑證、匯款憑證，雖然蓋有銀行的公章和會計、出納的私章，但因是田亞平私自制作的虛假單據，銀行并不存在這樣的定單格式，故此定單不屬于偽造或變造的銀行存單，更談不上使用偽造、變造的銀行存單問題。所以，田亞平的行為也不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本案中以詐騙罪定性正確。

9.受他人委托炒股，私自使用他人證件以委托人名義開設銀行新賬戶，通過證券業務員將原賬戶股票賣出后將所得款轉到新賬戶并取走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952號伍華詐騙案。

【裁判觀點】在詐騙罪中，存在受騙者（財產處分人）與被害人不是同一人（或不具有同一性）的現象。這種情況在刑法理論上稱為“三角詐騙”，也叫“三者間的詐騙”。伍華實施了隱瞞真相的行為，因伍華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使證券業務人員陷入了認識錯誤，作為受騙者的證券業務人員處分了被害人岑露的財產，雖然岑露沒有處分財產，但刑法沒有將詐騙罪的財產處分人限定為被害人。因為一方面，詐騙中的處分行為，并非僅指民法上作為所有權權能之一的處分，而是意味著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或者第三者占有，即由行為人或者第三者事實上支配財產；另一方面，在財產關系日益復雜的情況下，財產的單純占有者，也可能處分（交付）財產。所以，即使不是財產的所有人，也完全可能因為認識錯誤等原因而處分財產。作為受騙者的證券業務人員基于上述認識錯誤處分了岑露的上述股票款項，使伍華獲取了該股票款項，使岑露遭受了財產損失。為受委托炒股的被告人伍華擅自取走委托人岑露股款的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主客觀要件。

10.騙購電信卡販賣給他人使用造成電信資費巨大損失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61號王慶詐騙案。

【裁判觀點】“以虛假、冒用的身份證件辦理入網手續并使用移動電話，造成電信資費損失數額較大的”行為，之所以按詐騙罪論處，就在于該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詐騙罪的本質特征。表現在其主觀上是基于故意，且以逃交電信資費為目的;客觀上是采用提交虛假、冒用的身份證件的方法，使他人陷于錯誤認識，從而騙得他人“自愿”為己辦妥移動電話入網手續或交付SIM卡(進而為本人或他人使用該移動電話，實現逃交電信資費的目的做好準備)。而這又是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使財物所有人、管理人或持有人陷于錯誤認識，從而“自愿”將財物交出的一種特別方式。

11.為獲取回扣費以虛假身份證件辦理入網手續并使用移動電話撥打國際聲訊臺造成電信資費損失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85號劉國芳等詐騙案。

【裁判觀點】從合同詐騙罪立法原意來看，該罪所指合同應為書面的、典型的經濟合同。購買、使用移動電話卡并不一定有書面合同，故一般習慣上不將購買、使用手機卡作為合同關系看待。并且普通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法定刑相同，故司法實踐中對利用手機卡進行詐騙按照普通詐騙罪處理是妥當的。

12.將他人手機號碼非法過戶后獲取錢財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591號王微、方繼民詐騙案。

【裁判觀點】單純的手機號碼沒有價值，因而沒有財物屬性，手機號碼非法過戶后進行轉讓才是實現獲利的關鍵，非法過戶手機號碼并轉讓獲利的行為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

13.利用手機短信詐騙，后因逃避偵查丟棄銀行卡而未取出卡內他人所匯款項，認定為詐騙罪的未遂形態。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649號詹群忠等詐騙案。

【裁判觀點】短信詐騙犯罪有別于傳統詐騙犯罪，被告人利用手機qf詐騙短信，采用“撒網式”的方法對不特定人群進行詐騙，并通過銀行卡實現對財物的占有，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銀行這一媒介。其模式為行為人一銀行一被害人，行為人對被害人財物的非法占有必須通過控制銀行卡才能實現，即被害人對財物的失控不等同于行為人立即掌控、占有該財物，銀行對財物的暫時保管為行為人實際占有財物設置了必要的障礙，行為人必須持合法、有效的憑證（銀行卡、存折等）才能實現對財物的非法占有。短信類詐騙犯罪的一個特點是對財物控制工具的即用即棄。行為人通過控制銀行卡達到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但銀行卡同時具有易查易控的風險，此類犯罪中行為人為逃避偵查一般在占有錢款后即將卡棄用，故形式上是自行丟棄，主觀上是被動放棄。認定犯罪未遂在量刑評價時更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

14.將租賃來的汽車典當不予退還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494號余志華詐騙案。

【裁判觀點】租車行為只是賦予了租車方對租賃汽車的使用權，并沒有賦予其處分和利用該車收益的權利。而在租第一輛汽車時，未提供任何財產擔保，將汽車租出之后并未使用，而是在明知自己沒有經濟能力將車贖回的情況下，冒充出租人的名義，直接將汽車予以典當，并將典當款與他人瓜分，其租車使用是假．以租車為名占有該車典當款是真。只是由于車主索要汽車，并聲稱不退車即報警，被告人為防止案發，才使用相同的詐騙手段，將租來的第二輛汽車予以典當后的典當款，用于贖回第一輛汽車，歸還第一被害人。這一系列行為都充分說明，被告人無論是在租第一輛汽車，還是第二輛汽車時，其主觀目的都是為了將租來的汽車予以典當后，非法占有典當款。因此，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客觀上采用了隱瞞真相、虛構事實的欺詐手段，可以認定構成詐騙罪。需要指出的是，兩次都是通過口頭合同將車輛騙來后進行典當，進而非法占有典當后的錢款，受騙的真正被害方是汽車所有人而非典當公司，汽車所有人和被告人之間達成的口頭協議并非基于生產經營目的，而是基于駕駛使用，所以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侵犯的并非是汽車租賃這一市場秩序，而是被告人的財產所有權。因此，本案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15.家電銷售商虛報冒領國家家電下鄉補貼資金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850號苗輝詐騙案。

【裁判觀點】被告人苗輝雖然受太和縣財政局委托審核農戶的身份信息及購買資料，并在農戶購買家電下鄉產品時把補貼資金墊付給符合購買條件的農戶，但其不是基于財政部門的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本質上是一種單純的勞務活動，苗輝套取補貼利用的是其勞務上的便利，是經手補貼款流轉事務的便利，不具有管理、經營的內容，因而不屬于職務上的便利。苗輝在家電下鄉產品銷售過程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報冒領國家家電下鄉補貼資金，數額較大，其行為符合詐騙罪的構成特征。

16.以簽訂虛假的工程施工合同為誘餌騙取錢財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403號王賀軍合同詐騙案。

【裁判觀點】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賀軍假冒國家工作人員、偽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攬項目需要活動經費的名義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都是在簽訂合同之前實施的，即在與被害人簽訂所謂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賀軍的詐騙行為已經實施完畢，被害人的財物已經被王賀軍非法占有，其虛構事實騙取錢財的犯罪目的已經實現；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賀軍非法獲取的被害人錢財是所謂的活動經費，其詐取錢財的行為并沒有伴隨合同的簽訂、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財物亦不是合同的標的物或其他與合同相關的財物。雖然王賀軍事后也與他人簽訂了一個虛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這僅僅是掩蓋其詐騙行為的手段，而不是簽訂、履行合同的附隨結果，是否簽訂合同已經并不能影響其騙取財物行為的完成。從以上兩個方面可以看出，無論是從騙取財物的手段上，還是從騙取財物的性質上，被告人王賀軍的行為均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17.利用欺騙方法兼并后又利用職務便利將被兼并單位財物占為已有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53號龍鵬武、龍雄武詐騙案。

【裁判觀點】明知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擔保，采取下列欺騙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數額較大并造成較大損失的：1．虛構主體；……3．使用偽造、變造或者無效的單據、介紹信、印章或其他證明文件的；……6．使用其他欺騙手段使對方交付款、物的規定，應認定被告人龍鵬武、龍雄武在簽訂兼并合同之前，就產生了非法占有長沙民樂廠財物的目的。而利用經營、管理長沙民樂廠財物的便利，將該廠103余萬元財物據為已有，只是實現其非法占有目的的手段。這種情況屬于刑法理論上的牽連犯，應按照擇一重處的原則定罪處刑，不實行數罪并罰。因此，對被告人龍鵬武、龍雄武的行為應以詐騙罪定罪處刑。

18.侵入公司內部未聯網的計算機人事系統篡改他人工資賬號非法占有他人工資款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820號黃某詐騙案。

【裁判觀點】被告人黃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熟悉環境的工作便利，侵入公司內部未聯網的計算機信息系統，將公司人事系統數據進行更改，公司基于錯誤認識將本應發放給其他員工的工資款匯人黃某持有的銀行卡賬戶內，其行為構成詐騙罪。

19.搶走財物后哄騙被害人不追趕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48號何起明詐騙案。

【裁判觀點】本案中通過公然搶奪實現了非法占有，搶奪行為已經完成。但何起明并沒有在陳二完成搶奪行為后立即逃跑，而是留下來使用虛構“陳二用其車去找人，還會回來還車”這一事實穩住被害人宋某，宋某信以為真，也就不追趕，更沒有報警。因此，雖然陳二與何起明占有被害人的摩托車時不是被害人自愿交出，似不符合詐騙罪中被害人因受騙上當“自愿地”交出財物這一典型特征，但是被害人宋某沒有呼喊、追趕和報警，是由于何起明虛構事實，并且仍與宋某待在一起，沒有逃跑，宋某完全有理由相信何起明所言的真實性。因此，實際上默認了陳二對摩托車的占有。也就是說，被害人宋某喪失摩托車，實際上是因其受騙上當而“自愿”交出，是詐騙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且從二人先是隱瞞真相，沒有真實的租車目的，卻以租車為名，騙取被害人宋某的信任，租乘宋某的摩托車；再虛構事實，以等人為由讓宋某停車等候，為非法占有他人的摩托車創造了條件；然后虛構“陳二用其車去找人會回來還車”，使被害人宋某不呼喊，不追趕，也沒有報警，以實現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最后又虛構“去找陳二”這一事實，逃離作案現場。這些事實充分反映了陳二與何起明詐騙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綜合全案情況，陳二與何起明在主觀上具有詐騙財物的故意，在客觀上實施隱瞞真相和虛構事實的手段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財物，完全符合刑法規定的詐騙罪構成要件，應以詐騙罪定罪處罰，而不應僅根據陳二與何起明實施犯罪行為的手段之一即認為其行為構成搶奪罪。

20.意制造“交通事故”騙取賠償款成立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214號李品華、潘才慶、潘才軍詐騙案。

【裁判觀點】本案中被告人李品華、潘才慶、潘才軍利用相關交通法規規定的，自己在直行道上行駛所享有的路權優先權利，故意碰擦前方變道車輛。因此，對兩車相撞造成的事故后果，其主觀上并非是出于過失，也就不能稱其為交通事故并適用相關規定。其次，被告人在兩車相撞后，又通過向被害人和公安交警隱瞞其駕車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方法，騙取被害方司機的賠償款。所以3名被告人不僅在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而且還在客觀上實施了隱瞞事實真相騙取他人錢財的行為，已構成詐騙罪。

21.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騙取財物的同時又騙取其他非法利益的，同時觸犯了詐騙罪、招搖撞騙罪，屬于法條競合，應從一重處。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62號李志遠招搖撞騙、詐騙案。

【裁判觀點】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騙取他人信任，非法占有他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既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又符合招搖撞騙罪的犯罪構成，這種情況屬于法條競合。本案被告人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多次行騙，既騙財又騙色以及其他非法利益，由于是基于一個概括故意支配下的連續性行為仍可以一罪論處。

22.侵入紅十字會計算機信息系統，篡改網頁內容發布虛假募捐消息騙取他人財物行為的認定。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049號楊麗濤詐騙案。

【裁判觀點】侵入紅十字會網站，篡改網頁內容發布虛假募捐消息的行為構成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詐騙未遂，情節嚴重的，構成詐騙罪，侵入紅十字會計算機信息系統，篡改網頁內容發布虛假募捐消息騙取他人財物行為應當按照“從一重罪處罰”原則處斷。

23.民事糾紛與公權力混合型詐騙案件中若干情節的認定（民間借貸、執行措施與詐騙罪）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065號王先杰詐騙案。

【裁判觀點】（1）區分民事欺詐與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不僅是詐騙罪的構成要素之一，更是區分詐騙罪與民事糾紛（欺詐）的根本界限，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判斷：①行為人事前有無歸還能力，如行為人的資產負債情況等； ②行為人事中有無積極歸還或者消極不歸還行為或者表現，如行為人編造事實或者隱瞞真相拖延歸還被害人的財產等；③行為人事后處分財物及對他人財產損失的態度，如行為人是否通過實施詐騙行為排除被害人對其財產的控制并將其財產轉歸行為人或第三人名下，是否將被害人的財物用于雙方約定的用途，抑或是消費、還債等個人用途，是否具有轉移財產、隱匿財產、拒不交代財物的真實去向等欲使被害人財物無法收回的行為等。司法實踐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應在綜合考量上述事實的基礎上推定而得。

（2）假借國家公權力類詐騙案件中“財產取得”的認定：本案中王先杰為了實現其實際處置該筆款項的目的，借助了國家公權力法院強制執行措施，意圖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二條的規定，由法院通過執行措施將被害人的錢款扣劃給執行申請人，只有當法院通過強制執行措施將該錢款扣劃給執行申請人，行為人才實際取得了被害人的財產。

（3）假借國家公權力強制執行類詐騙案件中“既遂”的認定：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據執行申請人的申請，對于被申請執行人的銀行款項既可以凍結，也可以劃撥，不論哪一種方式，其結果均會導致涉案財產脫離被害人和被告人王先杰的控制，但并不意味著被害人必然遭受財產損害。本案中，法院只是凍結相應款項，涉案財物尚處于國家公權力控制之下，被害人只是暫時失去了處分權，并未實際遭受財產損害。被害人得知款項被凍結后立即報案，相關法院并未將已凍結的款項發放給申請執行人，也未進行其他處理，因此，王先杰的詐騙行為處于未完成狀態，屬于因案發等意志以外的因素未完成，系未遂。如果人民法院已將相應款項劃撥，不論是發放給申請執行人，抑或是作其他處理，被害人財產損害均已實際發生，行為人的行為即構成詐騙罪的既遂。

24.公司化運作的犯罪集團中各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區分。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951號范裕榔等詐騙案（涉臺電信詐騙案件）。

【裁判觀點】該詐騙集團采取公司化運作模式，各被告人參與流水線詐騙作業，詐騙所得按公司制定的分、配比例分給扮演不同角色的成員。范裕榔系奇盛公司負責人，陳俊達、簡銘助分別負責財務、文件收發等工作，三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在詐騙集團中具有總體性、組織性，故該三人應當對全案犯罪數額負責。公司化運作的犯罪集團實施的詐騙行為具有整體性，本案其余40名被告人亦應對全案詐騙數額承擔刑事責任，第一，奇盛公司既是組織嚴密、結構完整、較為固定的犯罪集團，又是完全按照公司管理模式運作的實體；第二，扮演不同角色的各被告人在主觀上受共同詐騙故意支配，客觀上相互配合實施了共同詐騙行為；第三，最為關鍵的是，詐騙成員根據公司制定的分配制度，共享詐騙利益。由此可見，各被告人實施的詐騙行為均系奇盛公司詐騙犯罪的組成部分，行為性質相同，目標一致，故不論“工作業績”如何，均應對奇盛公司的全部犯罪數額承擔刑事責任。

應當綜合考慮“職務”等因素認定公司化運作的犯罪集團中的主從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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