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于2016年10月11日發布并實施。最高人民法院印發《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庭前會議規程（試行）》、《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規程（試行）》和《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第一審普通程序法庭調查規程（試行）》（簡稱“三項規程”），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國試行。

刑事辯護律師是一支推動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獨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從法庭審理控、辯、審三者構建上看，辯護律師不可缺少。公檢法是從理論上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關系。但司法實踐制約不足。檢察院在審判中執行控訴職能，律師承擔無罪、罪輕的辯護任務。沒有律師辯護法院審判這個中心便確立不起來。

刑事律師是憑借知識、辯護技能生存的職業。從控、辯、審對法律專業知識的渴求上，刑事律師最迫切。刑事辯護專業化、精細化不斷發展，出現了專門從事毒品、金融、死刑等辯護的專業律師、律師事務所。

 “律師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其具有不可替代性。離開了你，案子打不贏，你就享有案件選擇權及定價權，因為沒有人可以取代你，你是獨一無二的。刑事律師提高身價的最好方法就是提高專業水平，成為某個領域無可替代的專家，并以經典案例讓人看得見。當別人要找這個領域的律師時，發覺非你莫屬。這也是要強調律師為什么要瞄準一個專業方向的原因——成為專業精英是提高不可替代性的最好方法。”

最新司法解釋、刑事判審案例裁判要旨所確立的對于辯護有利的原則，活躍、敏銳的刑事律師會及時關注、研究，迫不及待地將這些成果運用到所辯護的具體案件上。各種形式的交流、研討、培訓成為律師提高辯護技能重要途徑。

檢察官將面臨的種種困難的挑戰。

在公訴案件中舉證責任由檢察機關承擔，但是案件證據來源于偵查機關。偵查機關在偵查時處于打擊犯罪的最前沿，在審判時則轉化為大后方。在庭審中，控辯雙方觀點激烈交鋒，偵查人員是無法感受到的。根據個人考察，很少有偵查機關工作人員旁聽案件開庭審理。庭審經驗的間接性會導致偵查人員在短時間內，對于新的司法解釋、典型案例的關注不會比刑事律師敏感。以往的思維、工作習慣的會在一段時間延續。這樣公訴人除了自己轉變觀念、知識更新以外，還肩負引導偵查人員工作的責任。

“捕訴合一”可能帶來檢察官的抉擇困惑。

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記者譚暢報道：一位最高檢人士告訴記者，今年3月，檢察系統開始公開討論捕訴合一。截至4月，全國200家檢察院已實行捕訴合一，其中省級院2家、市級院18家、基層院180家。目前，除吉林、北京、江蘇、貴州、湖南、湖北、山西、上海等八省市外，遼寧、內蒙古、西藏、青海等地正在推進，重慶、山東、浙江等地在積極探索。（南方周末公眾號題目《爭議 “捕訴合一”：新方向還是回頭路？》 ）

“假設我是檢察官，我批捕一個人，現在要起訴了，發現不符合起訴條件，我有多大勇氣和魄力才能作出不起訴決定來自我否定？”在前述研討會上，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兆峰提出，捕訴合一的制度設計“挑戰人性”。

我認為，“捕訴合一”不僅使檢察官面臨“挑戰人性”。另外，個人的知識和經驗是有限的，發現自己的認識錯誤是很困難的。

由于批捕與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不同，訴與不訴的抉擇不可回避。檢察官辦理的每一個案件都要面臨：要么自己否定自己，要么讓辯護律師否定，法官裁判。

以審判為中心需要擔當精神的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胡云騰法官在《談談人民法院“宣告無罪難”》一文總結：

“在司法活動中，立案難、申訴難和執行難長期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關注。但就人民法院工作而言，還有一個長期困擾人民法院的難題沒有受到社會上應有的重視，這就是“宣告無罪難”。結果便出現：

一些應當及時宣告無罪的案件，往往要拖上三年五載后才宣告；

一些本該人民法院依職權明確宣告無罪的案件，卻要通過苦口婆心地動員有關部門撤訴的形式；

一些第一審程序就該宣告無罪的案件，往往要通過矛盾上交的形式，推給二審法院去宣告；

一些本該由下級法院在正常程序中宣告無罪的案件，卻要通過層層請示上級法院后才予宣告；

一些本該由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就能宣告無罪的案件，卻要通過與許多部門溝通協調達成共識后才予宣告；

還有一些本該在兩審終審程序中就要宣告無罪的案件，卻因種種原因未依法宣告，導致無罪案件變成有罪案件進入執行程序。

爾后，有的經當事人長期申訴，有的因案件事實發生變數，有的經有關部門主動發現，在若干年后通過審判監督程序被動地宣告無罪，導致司法正義姍姍來遲，等等。

凡此種種做法，不僅嚴重危害司法公正和公信，侵犯相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且讓局外人很難理解。

黑格爾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前句話說明任何自然與社會現象包括荒謬的現象必然有其現實存在的依據，后句話揭示了任何符合生存條件和發展規律的事物必然會成為現實的。人民法院宣告無罪的裁判活動之所以出現了上述諸多奇怪現象，也是有其復雜的社會原因：

一是思想認識偏頗。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第一審人民法院審判刑事案件后，只能作出三種之一的裁判：“一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二是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三是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由此可見，人民法院審判刑事案件，宣告有罪是合法、正常的，宣告無罪也是合法、正常的，都是依法辦事的正常現象。遺憾的是，有的人就不這么看，總以為人民法院宣告有罪是正常的，宣告無罪則是不正常的，結果便出現了對人民法院宣告無罪的案件橫加指責、非法干涉的不正常現象。這種對法院裁判結果認識上的片面性，是導致人民法院宣告無罪難的重要社會原因。

二是有關部門不樂意。一個刑事案件，經過立案、偵查、起訴和審判以后，如果被法院宣告無罪，有關方面就覺得自己千辛萬苦辦的案子白忙活了，心里自然會產生不痛快的情緒，這也是人之常情。為了照顧有關方面的面子或情緒，一些法院對宣告無罪就畏首畏尾了。

三是被害人不答應。人民法院宣告無罪難，在有具體被告人的案件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在受到犯罪嚴重侵害的被害人看來，一個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以后，本來以為冤有頭、債有主了，就等著法院為其申冤報仇了。結果等來的卻是法院宣告被告人無罪，被害人頓時就覺得自己受到的傷害沒人埋單了，錯以為法院放縱了壞人。結果便是，針對法院或法官的威脅、阻撓、鬧訪行為接連實施，弄得法院不敢依法宣告無罪。

四是考評機制不科學，有的辦案機關把被人民法院宣告無罪的案件，不分青紅皂白地作為錯案對待，甚至以此追究相關辦案人員的責任。導致有關辦案人員出于利害關系考慮，違法干涉人民法院宣告無罪。五是社會輿論不服氣。有的案件還沒有進入審判程序，洶涌的社會輿論就給被告人定罪量刑了，如果被告人確實無罪法院還敢頂，如果被告人是存疑無罪，法院就膽怯了，從而屈從了輿論審判。

最后，法院領導不擔當。我們發現，一些無罪案件，合議庭的意見往往是堅持宣告無罪的，但由于宣告無罪案件會給法院帶來諸多困擾和麻煩，導致一些法院的審判委員會或領導顧慮重重，在應當嚴格司法的關鍵時刻失去了敢于擔當的精神，甚至出于“寧可委屈一個人、不愿得罪一群人”或“寧可判有罪保險、不可判無罪冒險”的錯誤心理，違心地宣告被告人有罪，等等。我想，如果讀者諸君知道了人民法院對一個刑事案件宣告無罪有這么多難處，您大概就不會感到奇怪了吧。”

法庭上埪辯雙方的爭論是對案件認識上的。最終會落實在判決結果上。不正常現象的存在可能轉化為辯審之間的矛盾。

“有罪則判，無罪放人”的社會呼聲和法律要求，會通過辯護律師的辯護充分表達。那些思維敏銳的“技術派”的律師，會出現“死磕”的傾向。社會輿論對案件訴訟過程的關注會增加。對裁判文書的說理性要求會提高。

面對來自埪辯多方面的壓力，刑事審判法官的擔當與責任必不可少。

總之，刑事律師是以審判為中心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忠誠的擁護者和踐行者。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不會一蹴而就。在公檢基層扭轉以往思維慣性的過程中，一些案子會給刑事律師帶來“無罪辯護成功”的更多機會。

文/董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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