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是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未來。近年來，我國未成年犯罪亦呈上升趨勢，被列為影響社會安定和家庭穩定的一大社會問題，備受社會各界的關注;由于未成年被告人與成年被告人在行為方式和心理上有很大差異，因此，不能把對成年被告人的刑事審判方式機械地引至未成年人審判領域，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的司法解釋中強調，審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應當根據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點，在審判的方式、方法上，注重疏導，寓教于審，懲教結合，這對未成年犯罪審判方式有了嚴格規定，旨在預防未成年人的犯罪、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利。但面對新形勢下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點，在落實科學發展進程中，我國未成年審判方式更需進一步健全和完善。

　　一、采用“社會司法模式”指導未成年人犯罪審判工作

　　從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宗旨來看，我國已采取和吸收了“社會司法模式”的少年司法制度。我們現在所講的建立現代少年司法制度就是以預防少年再犯罪為目的，其基本特點是著眼于對青少年的預防，縮小司法干預，擴大社會教育，把少年司法制度納入“綜合治理”的總體戰略。這一價值目標的確定無疑是我國法治發展的重大進步，它把預防、減少青少年犯罪問題上升到社會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這一高度去洞察和比較。

　　未成年人犯罪的問題，確實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如果我們缺乏這一認識，必然會將未成年人犯罪統統納入單純的司法控制區域，這既嚴重地違反了犯罪學中未成年人犯罪的規律，即年齡越小的時候進監獄，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又嚴重地影響到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作為審判機關，我們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充分體現科學發展觀的總要求，應當自始至終體現教育、預防、挽救和社會化原則，把司法保護同刑罰處罰相結合，在保護與刑罰處理中更加突出保護，體現從寬和人道精神，將審理案件、懲處犯罪、教育矯治青少年、綜合治理融于一體，使有違法犯罪行為的青少年，在接受懲罰處理過程中，得到有效的教育和積極的改造，使處于犯罪邊緣的青少年及時得到社會的幫教，懸崖勒馬，從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促進社會治安的穩定，保護青少年健康成長。

　　二、建立一套切實可行并適應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方式和方法

　　1、堅持寓教于審，積極開展庭前幫教

　　如何保障寓教于審的順利開展，是少年刑事審判制度解決的重點問題;由于未成年人犯罪形式的多樣化以及犯罪原因的差異，使得教育難度較大，針對犯罪主體、犯罪原因、犯罪心理的不同，如果采取簡單的千篇一律的說教，那么，寓教于審僅僅是流于形式，而無任何實際效果;因此，針對不同的個體，法官必須充分詳實地了解各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性質、犯罪產生的主客觀原因、被告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成長經歷、生活環境等，否則就無法找準激發、喚醒被告人良知的切入點、感化點，使得教育既無針對性，也無深刻性。具體做法如下：

　　(1)對案件事實進行必要的實體審查?，F行刑訴法規定，檢察機關對公訴案件只移送主要證據及一些程序性的材料，法官在開庭前只作程序性的審查;但對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案件，法官不應局限于對案件的程序性審查，而應當通過審閱主要證據了解案情，以此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事實、犯罪手段、犯罪動機等，從而判斷未成年被告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人身危險性。

　　(2)提審教育被告人。審判人員要通過提審與被告人交流思想，了解犯罪原因，進一步增強教育的感性認識，并通過對其人生道德教育，使他們認識到違法犯罪對社會、家庭的危害性，啟發被告人反思悔過，消除消極對抗思想，通過挖掘他們心靈美的一面，增強其改過自新的勇氣和熱情。

　　(3)開庭前要與被告人的親人、親友及轄區村委會、居委會取得聯系，詳細了解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平時表現情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中規定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但該規定并不是強制性規定，控辯雙方一般都疏于提供上述材料;而辯護方有時為了讓被告人獲得從輕、減輕或者非監禁刑，往往會提供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日常表現證明，這些證明顯然缺乏客觀性、真實性;此外，我國絕大多數城市都未設立社會調查機構，根本無法開展社會調查，社區也未進行這方面工作。因此，在目前情況下，法院仍應主動開展必要的社會調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生活經歷、探尋導致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

　　2、增設法庭教育程序

　　(1)法庭教育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方式的重要標志。眾所周知，針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生理特點進行審理是審理未成年刑事案件重要的工作方法。這是由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決定的。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上發育尚不成熟，具有過渡性，這就決定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具有明顯的區別。其主要表現既有心理特征，在認識、情感、意志和行為四個方面上的不同，也有犯罪行為結構上的差別;既有犯罪成因上的區別，也有犯罪實施上的差異。這就需要采取不同于成年人刑事審判的刑事訴訟程序。如果我們把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審理當作是特殊訴訟程序的話，那么這個特殊訴訟程序的明顯特征之一就是法庭教育。

　　(2)法庭教育是中國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體現。雖然我們的少年法庭工作起步較晚，在程序和實體法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但法庭教育程序卻無爭地表明了我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失足少年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寓教于審、審教結合的事實。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在造就一大批為國家建設所用的人才時，對那些暫時“掉隊”的失足少年，國家并未棄而置之，社會并未撒手不管，而是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像醫生對待病人、像教師對待學生、像家長對待子女”一樣對待失足少年，這正是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的優越性所在。而法庭教育則集中地體現了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的特色。

　　(3)法庭教育是寓教于審的重要環節。審理未成年刑事案件，除了要查清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外，更重要的是要貫徹黨和國家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一系列方針政策。因此，辦理每一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相應的教育挽救工作便伴隨著案件的整個審理過程。在法庭教育階段，教育的主體最集中，有公訴人、辯護人、法定代理人，有合議庭成員;教育的內容最豐富，各教育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失足少年進行多層次、全方位的教育;教育的時間最合適，在法庭審理這樣的特殊時間、特殊場合進行教育，易被失足少年所接受;教育的特征最明顯，法庭教育時，審判長明確宣布進行法庭教育，明顯區別于一般場合下的教育。

　　3、改變現行法庭布局和法官語言習慣

　　雖然我國現行刑事庭審運行模式已由糾問式轉變為控辯式，但依據糾問式刑事庭審運行模式而構造的法庭布局至今沒有變化，控辯式刑事庭審運行模式中的平等對抗不能從法庭布局上體現出來。作為開展刑事庭審活動的法庭，其布局要充分體現現代司法理念。

　　在刑事庭審中，法官可以變訊問式為交談式，力求以親切的態度、平和的語氣和少年犯進行面對面的談話，引導他們實事求是地陳述案情，進行辯解。不訓斥、不諷刺、不施壓，以事實證據折服人，以情、理、法說服人，不先聲奪人，不以勢壓人，既辯明是非，又入情入理，避免了強烈的爭辯給少年犯帶來的不良影響，避免了法官、檢察官聲色嚴厲、少年犯答非所問的狀況，容易創造出一種既嚴肅又寬松的環境，使少年犯進了法庭又像回到課堂，不那么緊張、拘束，甚至恐懼。使未成年被告人能在緩和的氣氛下心平氣和地供述和辯解，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權益，也有利于訴訟的順利進行。

　　三、努力拓展保護未成年人的社會和司法保障領域

　　針對未成年人犯罪不同情況開展審判后的幫教工作。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審結后，絕不能一審了事。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挽救，不僅體現在審判方式、方法的改進、量刑輕重的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怎樣鞏固庭審的效果上，最終使審判達到減少、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一要注重法制教育，對被告人處于刑罰是教育的重要手段，只有公正、合理的處罰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因此審判人員在宣判時應向未成年被告人講解判決的法律依據，避免未成年被告人在判決結果與其預期值相差甚遠時，形成不認罪伏法的抵觸心態。二要注重悔過改造教育，采用讓未成年被告人寫悔過書，法庭上談認識、談感想等方式使他們懂得只有通過勞動才能洗涮心靈的污垢，真正脫胎換骨。為此，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審結后，要做好延伸幫教工作，讓浪子真正回頭。如制定詳細的回訪和跟蹤幫教制度、緩刑考察措施，實行逐人建檔，定人定期回訪，形成法院、社區、家庭三位一體的挽救、矯治工作體系。特別是要對判處緩刑、管制、免予刑事處罰的少年犯，更主動地與有關部門聯系，關注其思想動態，幫助解決他們復學、就業問題。三要注重前途教育，幫助未成年被告人克服盲目樂觀和消極悲觀兩種情緒。司法實踐中，判處非監禁刑的未成年被告人大都盲目樂觀，以為萬事大吉，而判處實刑或較長刑罰的未成年被告人又消極悲觀、心灰意冷，對此，審判人員應告知回到社會的被判處非監禁刑的少年如不汲取教訓可能會重蹈覆轍，而判實刑的未成年犯只要努力改造可獲得減刑，重新回歸社會，成為有用之材。

　　開展多種形式法制宣傳和教育，提高廣大青少年的法制觀念。一是利用報刊、雜志、廣播電臺、電視臺、網絡等新聞媒體，選擇典型案例以案釋法，進行法制宣傳;二是形成合力，充分利用社會力量形成整體機制與學校結成共建單位，深入學校開展法制宣傳、法制講座，與工、青、婦、教等部門創建家長學校、監護人學校、青少年維權崗，選擇典型案例組織在校青少年旁聽，選擇個案組織模擬法庭，對青少年進行直觀教育。這些審判后的延伸服務活動，不僅是對已犯罪的未成年人最有效的幫助，而且使法律知識在廣大青少年中得到廣泛宣傳，較好地起到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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