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罪，希望能給我一個機會。”

“在律所方面確實有違法之處，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體行為中確實有違法甚至犯罪行為，錯誤是相當嚴重的。”

犯罪嫌疑人、北京市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周世鋒認罪懺悔。

近日，公安部指揮多地公安機關摧毀一個以北京市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臺，少數(shù)律師、推手、“訪民”相互勾連、滋事擾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團伙，周世鋒、王宇、李和平、謝燕益、隋牧青、黃力群、謝遠東、謝陽、劉建軍9名律師和劉四新、吳淦、翟巖民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截至目前，案件偵辦有何最新進展？該涉嫌犯罪團伙如何具體分工、相互勾連、組團滋事？他們大肆干擾司法活動、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意欲何為？他們在庭內(nèi)庭外、網(wǎng)上網(wǎng)下的種種做法，對當事人、對社會、對律師行業(yè)以及法治建設究竟帶來了怎樣的傷害？

庭內(nèi)擾序庭外滋事 周世鋒等人涉嫌嚴重犯罪

“鋒銳律所文有劉四新，武有‘屠夫’吳淦，還有王宇、王全璋等一批‘戰(zhàn)將’。他們在庭內(nèi)罔顧法律事實，不遵守法庭紀律；在庭外，不管大案小案、大事小事，總能鬧出動靜。”——犯罪嫌疑人、鋒銳律所實習律師謝遠東

警方初步查明，自2012年7月以來，周世鋒等人先后組織策劃炒作了40余起案事件，嚴重干擾正常司法活動，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把一些普通案件炒成熱點案件，把一些敏感案件炒成政治案件，最好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多名犯罪嫌疑人證實，鋒銳律所專挑敏感案件代理，如果案件不夠敏感、名氣不夠大，就想盡辦法炒熱、炒大。而代理所有這些案件必須經(jīng)過周世鋒同意，否則無法開具介紹信。事實上，周世鋒對這些做法的后果十分清楚，還提醒“隨時會進去，要注意安全”。

今年1月，受周世鋒派遣，謝遠東前往云南大理代理一起案件。為他同行“助陣”的，還有該所行政助理、網(wǎng)名為“超級低俗屠夫”的吳淦。

“當時我就知道吳淦去了肯定要鬧事。”謝遠東說，他們?nèi)ゴ罄碇耙逊趾霉ぃ瑑扇烁鞲筛鞯摹卿浦圃煊绊懡o法院施壓，讓謝遠東在代理案件時獲得便利。

據(jù)介紹，吳淦等人開著一輛車在法院門口不停兜圈，法院保安被迫讓其車輛進入，吳淦等人又開著車在法院院內(nèi)來回轉，并高喊著法院院長的名字。

吳淦就此向周世鋒作了匯報，周世鋒贊許“很好”。

在鋒銳律所代理的多起案件中，吳淦均參與了炒作。他一方面在法庭外打橫幅、拉標語、高聲叫罵，制造社會影響，另一方面在網(wǎng)上發(fā)動網(wǎng)民“人肉搜索”主審法官或有關領導，發(fā)布舉報、投訴的帖子進行“圍剿”。

“律師干律師的，屠夫干屠夫的，這樣配合才好。”周世鋒供述，“盡管吳淦不是律師，但能起到律師不能起的作用。屠夫名氣大，他是鄧玉嬌案件的操盤手，一聽吳淦來了，相關單位就會重視。”

劉四新，鋒銳律所的另一名行政助理。據(jù)了解，他是刑滿釋放人員，并沒有律師執(zhí)業(yè)資格，但具有法學背景，為周世鋒辦案時專門提供用來應對當事人和法院的一些比較專業(yè)的法律文本。

“周世鋒的法學專業(yè)素養(yǎng)非常差，跟他的資歷和年齡不相稱，至少在我看來，實在不敢恭維。”犯罪嫌疑人劉四新說。周世鋒開庭之前從不閱卷，都是由劉四新寫好了，周世鋒在庭上照本宣科地念。而且周世鋒辦案極不規(guī)范，無卷宗、無檔案、無材料，是典型的“三無案件”。

周世鋒承認：“他整理好后我開庭就能用，變成我的。”他還供述，吳淦、劉四新都是“敢說敢干的人”，他們把有些案子在網(wǎng)上炒熱了，可以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進一步給相關單位施壓。

與庭外的“鬧”相比，鋒銳律所少數(shù)律師在法庭內(nèi)的“鬧”也毫不遜色——

2015年4月，沈陽市沈河區(qū)人民法院，一起刑事案件的庭審現(xiàn)場。

法院視頻資料顯示，庭審剛一開始，幾名辯護人就高聲叫喊起來。審判長多次要求遵守法庭紀律，但這幾名辯護人根本不聽，反而無理要求合議庭人員全體回避。他們不顧審判長、法警勸阻，繼續(xù)大吵大鬧，并公然辱罵包括審判長、法警在內(nèi)的法院工作人員。其中的領頭者正是鋒銳律所的女律師王宇。她走出辯護席、帶頭叫罵，指著法警的鼻子大罵其是流氓、禽獸，將莊嚴的法庭變成了罵人、撒潑之地，使得庭審無法進行下去。

“這個案件已經(jīng)開庭審理4次了。此前的三次庭審都是這樣，辯護人、被告人和家屬互相配合、擾亂法庭，鬧得不可開交。”沈陽市沈河區(qū)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審判長焦玉玲說。

故意鬧庭、制造事端，讓自己被逐出法庭，刻意渲染悲情、營造“弱者”形象，然后進行一系列炒作，也是他們的另一“殺手锏”。

2013年4月，江蘇省靖江市人民法院。一起案件開庭前，辯護人、與王宇同為鋒銳律所律師的王全璋，與無律師執(zhí)業(yè)資格的李某某到靖江市人民檢察院無理控告承辦人及主審法官。庭審中，王全璋以申請回避、捏造事實等方式干擾庭審進程；未經(jīng)法庭許可，擅自用“云錄音”狀態(tài)的手機錄音、拍照，企圖傳到網(wǎng)上炒作。李某某未經(jīng)允許，兩次擅自闖入審判區(qū)坐上辯護席。鑒于其行為違反法庭秩序且情節(jié)嚴重，王全璋被依法治安拘留。

庭外早有人做好準備，在網(wǎng)上迅速發(fā)起所謂“緊急營救王全璋律師”行動，煽動一批人在法院聚集鬧事。靖江法院領導及主審法官的電話被公布在網(wǎng)上，連續(xù)幾天被打爆。

另據(jù)警方查明，為了將案件炒熱，周世鋒還與“人民監(jiān)督網(wǎng)”所謂“公民記者”朱某某相互勾連，借勢炒作；王宇、王全璋、吳淦等人頻頻接受境外媒體采訪，散布攻擊黨和政府、抹黑司法制度等負面言論。

揚名獲利各有所圖 勾連“推手”“訪民”形成利益鏈

“鋒銳律所還年輕，2012年才轉成合伙所，和有影響的所沒法比，我想搞幾個大案盡快出名，一出名就掙錢去。”——犯罪嫌疑人、北京市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周世鋒

為了盡快“揚名立萬”，周世鋒選用律師不看水平、先看“名氣”。周世鋒說，“我有兩方面考慮，第一是想出名，提高所里的知名度，我就放任他們?nèi)プ隽耍坏诙€是有重大疑難案件，讓他們制造點影響，容易引起關注。”

如今，周世鋒深感后悔：“我縱容和鼓勵了他們在代理案件中的違法行為，給社會穩(wěn)定帶來了大的隱患，我作為所里的主任，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周世鋒專門動員曾經(jīng)在國家機關工作的黃力群提前退休、加入律所，周世鋒說，“他是體制內(nèi)的干部，有強大的影響力，有資源可以為我所用”，平時帶著黃力群出去，“顯得我很有范兒，無形中就擴大我的影響力。”

對于被判過刑坐過牢、以“死磕”著稱的女律師王宇，“她在律師行業(yè)有名氣，盡管名氣靠死磕、炒作來的，但是一說起王宇沒有不知道的。這樣無形中就把鋒銳律所和我的知名度抬上去了。如果鋒銳律所有大的疑難案件，讓她介入炒作，效果很好。”周世鋒說。

又如招聘曾是某中央媒體記者的謝遠東，周世鋒說，“謝遠東來了后，我介紹這是某中央媒體的在編記者，辭職到我這當實習律師，他很謙卑的說是主任助理，我的形象一下就樹立起來了，鋒銳律所的影響力就擴大了。”

深受王宇、王全璋等人“鬧庭”困擾的沈陽、天津、河南等地法院的法官指出，這些人就是為了拖延案件審理，向法院施壓，企圖“大事化小”“重罪輕判”“有罪判無罪”，從而顯出鋒銳律所的本事，在業(yè)內(nèi)“一戰(zhàn)成名”。

犯罪嫌疑人勾某某說，周世鋒等人給他之前的印象就是“維權公益律師”。他今年召集周世鋒等律師為工人討薪維權支招，這原本是一件為農(nóng)民工維權的公益事件，但與會的周世鋒等人婉拒表態(tài)，態(tài)度冷淡。“這些律師就是唯利是圖，因為給工人打官司掙不到錢，所以他們也不會感興趣，也不會幫助那些工人。”勾某說，經(jīng)過一段時間接觸，改變了他對周世鋒等人“為民請命”的印象。

在周世鋒意圖招納的人員中，還包括經(jīng)常帶領“訪民”赴各地“圍觀”“聲援”熱點案事件的翟巖民。“我沒有學過法，也沒有任何法律背景，周世鋒看中的應該是我背后的那些‘訪民’資源。”翟巖民供述。

據(jù)介紹，周世鋒、王宇、王全璋等律師炒作案件有其固定模式，先由吳淦等人在網(wǎng)上炒作案件，一些網(wǎng)絡大V推波助瀾，等事件被炒熱后，再以聲援律師的名義募捐，作為組織“訪民”到多起熱點案事件現(xiàn)場“聲援”造勢的經(jīng)費。

然而，據(jù)多位犯罪嫌疑人供述，利用各地群眾的善心募集而來的“善款”，也是一筆不清不楚的糊涂賬，甚至成為一些人的生財之道。

翟巖民供述，每起熱點事件的募捐中，表面上都設有“協(xié)調人、持卡人、監(jiān)督人”。事實上，這些募捐資金使用混亂，很多流入個人腰包。

劉四新供述，去年他與吳淦等人參與炒作黑龍江一起熱點事件，并在網(wǎng)上發(fā)起募捐。“當時募捐資金有十幾萬元，我雖然掛名監(jiān)督人，但從來沒看過賬目，也不知道剩余的錢款去向。”劉四新說。

另據(jù)介紹，鋒銳律所少數(shù)律師常以“無償代理”“公益代理”的名義參與敏感、熱點事件，實則在網(wǎng)上召集募捐。例如，王宇聲稱無償代理江蘇范木根案，實際上吳淦等人在網(wǎng)上發(fā)起募捐作為代理費。這樣一來，律師名利雙收。王宇、吳淦等人還煽動數(shù)百名網(wǎng)民到法院門前圍觀。一些訪民在現(xiàn)場因擾序被拘后，一些律師再以給這些訪民做代理為名炒作，持續(xù)形成輿論熱點，升級為境內(nèi)外關注的熱點事件。

多名涉及此案的“訪民”表示，他們之所以跑到各地參與這么多熱點事件的“圍觀”，就是有錢才過去的，現(xiàn)在知道被利用了，感到十分后悔。

今年59歲的河北保定人李成立并不是訪民，而是當?shù)蒯t(yī)院的臨時工。“慶安”事件發(fā)生后，他在微信上看到有人說募捐的事，去圍觀的話還可以有錢，他就去慶安參加圍觀。由于他覺得錢可能沒給夠，隨后又到山東濰坊與劉星等人一起“圍觀”“聲援”與自己本無關系的徐某某案件，現(xiàn)場就被警方控制。

“其實我們不知道為誰在維權，更不知道維的是什么權。”“訪民”劉星承認，他當時跟著到處瞎跑就是想到?jīng)]去過的地方轉轉，“像長沙等地方我從來沒去過，就當游玩一樣”。現(xiàn)在劉星意識到自己被利用了，“把前后的事串起來一想，我就是被人當槍使，就是別人的子彈，稀里糊涂當了這么多年的炮灰”。

踐踏法律損害法治 把當事人權益和公平正義拋之腦后

“律師是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更應當有意識地、自覺地維護法律秩序，做法律秩序的維護者，而不是法律秩序的破壞者。”——中國法學會律師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主任王進喜

連日來，多名犯罪嫌疑人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自己的行為嚴重破壞了法律實施，更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平正義。

——為了揚名獲利和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極少數(shù)律師甚至不惜犧牲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2014年，鋒銳律所代理了鄂爾多斯一起涉及商標犯罪的案件。多名律師討論認為，從專業(yè)角度來講，該案最多可以提出輕罪辯護。但周世鋒為了能代理這個案件，卻提出做無罪辯護，并許諾如果不能把一半的犯罪嫌疑人“放”出來，就退回100萬元的代理費。代理過程中，周世鋒等人采取了抹黑主審法官、大鬧法庭、網(wǎng)絡炒作等慣用手法，沒想到法院仍然依法判決全部被告人有罪。

“當事人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并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周世鋒至今也沒有退還代理費。”該所一同出庭的另一位律師透露，周世鋒還對沒有與法庭對著干、沒有大鬧法庭、沒有支持他觀點的同案律師破口大罵。

“他們炒作每一個敏感事件，就是希望把事件炒大，炒大到老百姓上街，最后發(fā)生官民沖突，造成流血事件，最好國際社會介入。”翟巖民說，事件炒得越大，對他們律師越有利，他們可以提高代理案件的標的，并借此出名、引起國際社會關注。至于當事人的權益能否得到保障，他們并不在乎。

“糊弄、欺騙當事人，或為了錢、為了名，把一些普通案件炒作成熱點案件、把一些敏感案件炒作成政治案件。我認為這是沒有出路的，遲早會被當事人、老百姓看穿的。”犯罪嫌疑人、與翟巖民共同組織“訪民”去山東濰坊“聲援”的律師劉建軍說。

據(jù)介紹，山東諸城徐某某被法院以貪污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徐某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前，其家人賈某某找到劉建軍，請他幫忙“翻案”。在劉建軍的策劃下，一場關于該案的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有人提出要“給法院施加點壓力”。劉建軍便找到翟巖民，由翟巖民聯(lián)系了10多名“訪民”前往濰坊，在法院門口舉牌、打橫幅、喊口號，導致大量群眾圍觀、交通嚴重堵塞。

“開研討會花了7萬元，請人圍觀花了1萬元，事還辦砸了，人也被抓進來了。”賈某某追悔莫及，“真不該聽信劉建軍他們的主意”。

——由于周世鋒等人的“鬧庭”、炒作，多個案件庭審無法進行，簡單案件也要反復開庭審理。

2010年8月，王宇在天津火車站因與他人發(fā)生糾紛，將一名年僅18歲的檢票員打傷至耳聾，被控故意傷害他人在天津鐵路運輸法院開庭受審。王宇的辯護律師組織一批與案件不相干的人員，頭戴白帽，在法院門口高呼口號、向法院施壓。

“我感觸最明顯的，就是這些律師并沒有把當事人的利益放的多重，更多的是放在街頭、放在我們門前，搞所謂的聲援，甚至與京津兩地的不法人員進行串聯(lián)，給法院施加壓力。”天津鐵路運輸法院副院長王平說。天津鐵路運輸法院最終以過失致人重傷罪，判處被告人王宇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附帶民事訴訟賠償。

在代理江蘇范木根案件中，王宇在網(wǎng)上發(fā)帖故意歪曲案情，使得很多人盲從跟進。開庭時，法院前聚集了數(shù)百人“聲援”、圍觀；庭審中，王宇大鬧法庭，直至被當場帶離，然后在庭外跟“訪民”互動，一起打橫幅、高喊口號，引來更多人圍觀，甚至境外一些媒體也紛紛“聲援”。

司法部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副司長何勇表示，少數(shù)律師的行為遠遠超出法律規(guī)定的律師執(zhí)業(yè)范圍，嚴重違反律師職業(yè)道德和從業(yè)準則，涉嫌嚴重干擾正常司法活動，涉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與律師的身份定位、與法治精神均背道而馳。

“律師應當做尊法、守法、學法、用法的楷模，而不是淪落為興風作浪破壞法治的‘推手’”。《中國司法》雜志社總編輯、研究員劉武俊表示，“律師必須具備應有的職業(yè)操守和法治精神，越是法律工作者越要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在法律的框架內(nèi)活動；越是重大敏感案件越要彰顯法律工作者應有的法律操守和職業(yè)道德。”

——隨著案件偵辦工作的進一步深入，警方還發(fā)現(xiàn)了鋒銳律所涉嫌偷稅漏稅、行賄等其他犯罪線索；同時，周世鋒個人的其他涉嫌違法犯罪問題也逐漸暴露。

在代理鄂爾多斯案件中，周世鋒讓對方將100萬元代理費和30萬元交通費都打到自己的賬戶上。江蘇一起案件的30萬元代理費，河南一起案件的70萬元代理費，也都打到周世鋒個人的賬戶上…… “收費經(jīng)常打到自己或者自己相關賬戶上，打到我卡上的錢基本沒有繳稅，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周世鋒供認。

鋒銳律所財務人員交代，所里員工每人每月發(fā)多少工資，財務上都不知道，都是由周世鋒通過個人的銀行卡發(fā)放，但工資表上都顯示只有3500元左右。劉四新曾對此表示質疑，工資應該由財務發(fā)，對于周世鋒個人給他發(fā)工資，雖然他不敢問，但也認為“有逃避個人所得稅的嫌疑”。

另據(jù)警方初步查明，為了能打贏官司，周世鋒等人還涉嫌向個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賄。此外，周世鋒在代理一起案件時，看到當事人因車禍受傷臥床不起，便邀約該當事人的妻子外出旅游，強迫與其發(fā)生性關系，后生下一女。與周世鋒有不正當男女關系的多名女性中，大多數(shù)是其鄉(xiāng)親托付他在北京給予照顧的晚輩。

曾經(jīng)在周世鋒的授意下炒作案件、干擾司法的多名犯罪嫌疑人，如今深表悔意——

“我們的表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律師的職業(yè)倫理。我們應該把當事人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放在第一位，而不能通過吸引眼球、吸引關注來達到個人目的。”謝遠東說。

“我們的行為不是正常的律師執(zhí)業(yè)途徑。不管是從事法律業(yè)務還是做一個公民，不管遇到出現(xiàn)什么問題，都應該通過合法的渠道來解決。”劉四新說。“一味的蠻干、‘死磕’，不利于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反而會成為依法治國的雜音和消極不利因素，還會被境外惡意利用。”

“律師必須嚴格遵守法律，哪怕有輕微的違法，也會影響到人們對法治的信心和信任。”王進喜認為，“律師的言論不能夠損害公平審判。因為這涉及到案件當事人的利益，涉及到公眾對案件的認知，涉及到是否會影響法院判決，在國外是受到嚴格規(guī)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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