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刑事訴訟證據規則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現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釋中有關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條文，主要有刑訴法證據專章的8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法工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六部委《規定》)的3條，最高法院《關于執行刑訴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的11條，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釋在具體規定審判程序中涉及證據的一些條文。而且上述條文中還有相當部分不涉及審判環節或者僅作原則性規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國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訴訟都有了證據規則，刑事訴訟則沒有證據規則的具體規定，與執掌生殺予奪大權的刑庭沉重的審判職責極不相稱，使我國97年刑法規定的“罪刑相適應”、“疑罪從無”等原則不能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人權法治觀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領域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

　　盡管如此，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律和司法解釋中還是或原則性、或明確具體地規定了一些刑事訴訟證據規則，雖然這些原則，有些在法學界獲得普遍認同，有些卻在應用于司法實踐的同時引起了法學界的激烈爭論，但都不影響一個既定事實，就是這些規則是目前我國有現行立法依據的，是司法實踐中在收集、審查、采信證據時必須遵循的原則，主要有：

　　1、審判機關取證原則

　　刑訴法第43條、45條以及《解釋》第54、55、56條分別規定了審判機關收集、調取證據的權利義務和一些具體的操作程序。前文已經提到，我國現行訴訟模式具有較強的職權主義特征，我國現行的庭審方式并非典型的對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較大程度的法官職權運用。在這里姑且不論法官積極運用職權收集證據、查明案情對于實現司法公正和效率這對矛盾統一體的利弊，至少現有立法已經明確了收集調取證據既是審判機關的權力，也是審判機關的義務。這與當事人中心訴訟模式下法官居中裁判、不負有收集證據義務的原則完全不同，也是學術界爭議頗多的規則之一。

　　2、最佳證據規則

　　按照法學理論界的通說，最佳證據規則適用于書證，是指原始文字材料的效力優于復制件，因而是“最佳證據”。隨著復制技術、計算機技術等現代科技的不斷發展，這一原則也發生了一些變通，在法律規定的一些例外情況下，復制件的效力等同于原件。最高法院《解釋》第53條規定：“收集、調取的書證應當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確有困難時，才可以是副本或復印件。收集、調取的物證應當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運、不易保存或者依法應當返還被害人時，才可以拍攝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內容的照片、錄像。……”這表明我國刑事訴訟法律所規定的最佳證據規則不僅適用于書證，而且適用于物證。

　　3、非法言詞證據排除原則

　　言詞證據是指以人的語言表述為存在和表現形式的證據。在法定的證據種類中，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以及鑒定結論都屬于言詞證據。當代各國刑事證據法普遍禁止將采取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非法獲取的口供作為證據使用，我國刑訴法第43條和《解釋》第61條明文禁止了以非法手段收集證據，并明確了非法取得的證言、被害人陳述和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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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口供補強規則

　　限制口供的證明能力，不承認其對案件事實具有獨立完全的證明力，禁止以被告口供作為有罪判決的唯一依據，而要求提供其他證據予以“補強”，這就是刑事證據學上的“補強規則”。我國刑訴法第46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輕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有罪和處以刑罰，就是對這一規則的明確規定。

　　5、證人作證規則

　　證人證言是證人就其所感知的事實向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是刑事訴訟中最常見的證據種類之一，證人證言是否客觀真實對于司法機關查明事實、了解案情有很大的影響，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同一案件里同時存在內容部分矛盾甚至完全矛盾的證言也是屢見不鮮的，給司法機關查明案情、判斷事實帶來不少困惑，這既有客觀因素的影響，也不排除主觀因素的干擾。因此，對證人作證設立嚴格、具體的規定就十分必要。我國刑訴法第48條明確規定了證人的作證義務，此外，在刑訴法、最高法院《解釋》和六部委《規定》中，還分別就證人的權利保障、證人必須具備的條件、證人證言的收集方式、質證程序和采信要求等作出了較為具體的規定。

　　6、認證規則

　　對某一證據能否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進行審查判斷，即為認證。我國刑訴法第42條第二款規定，“以上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法院《解釋》第58條進一步明確，“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就從立法上明確了庭前認證是一種非法認證，未經法庭程序查證屬實的證據，即使本身是客觀真實的，也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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